充满偏见西方文明压制中,为何我们总打不赢舆论战|西方 萨义德 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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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偏见西方文明压制中,为何我们总打不赢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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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学习完善对比东方文明体系(中国为主)与西方文明对比研究,

  打破政体偏见,破灭西方欧美文明所谓现代性普世价值观,为主体对东方文明他者化

  ...

  --为什么我们总是打不赢舆论战

  那就是西方媒体虽然遍布在如此多的国家,有如此多的派别,有如此多的不同民族构成,有如此多的观点,但是却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统一协调着他们的行动。

  欧洲,北美,澳新,我相信西方并不存在类似“中宣部”的组织能够统一协调这么多国家的媒体,但是他们就是神奇般的做到了。

  ...

  --那么是什么统一指挥着西方媒体的行动呢?共同价值观

  西方人至少有着以下几条价值观,这些共同价值观非常容易的映射到了西方媒体上,统一指挥着他们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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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共同价值观,对民主自由制度的绝对自信,对非西方道路的鄙视甚至是仇视。

  ...

  西方媒体的第二个共同价值观,就是白人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潜意识里认为白人是最高等的,其他的种族都是不如白人的。

  西方人的种族主义心态,其实非常严重,

  俄罗斯人也是白人,但是只是他们的远亲,即使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也拥抱了民主自由制度,也依然受到西方的集体排斥和打压,才幡然醒悟。

  我国不少知识分子,对内也是很有战斗力的,对国内的阴暗一面批判起来很有深度,也很有思想,能够引起普通人的共鸣。

  媒体和知识分子,对国内进行深度报道和批评很有必要,有助于行使媒体监督的作用,推动中国的进步,要知道没有媒体监督,对我国并不是什么好事。

  我觉得有问题的是,在国内很有战斗力的媒体,在国内很有战斗力的知识分子,一涉及到对外的舆论战,在对外反击西方抹黑的舆论斗争中,他们就缺位了。

  ...

  人文主义 (Humanism)

  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费里德里希·尼采

  遭遇萨义德

  “激进就是抓住了事情的根本。”——卡尔·马克思

  我自己的研究方向跟后殖民完全没关系,本不需要读后殖民。而后殖民大师爱德华·萨义德在学术界也是一个有点过气的形象,在英美学派里提到萨义德,学者们充满了鄙视和不屑,觉得这个人太极端。而可笑的事情是,泱泱西方学术圈却没有人能拿出攻击萨义德理论本体论的有效批判,最多只是在他的方法论上批判。就像无人能批判马克思发现“资本”存在的事实,萨义德的“帝国主义”也是无法反驳的。而萨义德不受待见的原因,并不是他理论有重大瑕疵,而是他彻底掀了白人文化的桌子, 用他的理论去看白人文化,每个角落都是鲜血和奴役。正如萨义德说的:“简奥斯丁的独立自主背后是北美的奴隶庄园和东印度的鸦片公司在支撑。”

  而萨义德是一个半美国,半巴勒斯坦人,富裕的家庭和聪慧的才智让他在西方受过了完整全面的学术训练,他在普林斯顿比较文学系教书的那么多年把文本分析功利练到炉火纯青。他是用白人的理论工具,用白人的训练思维,批判白人的文化中的帝国意识。而白人又无法批判他,你就可以想象他们面对萨义德有多跳脚了。批判萨义德理论,全是从边边脚脚去攻击,而对他最多评价只能是:激进。批评萨义德激进,实际上是萨义德抓住了事情的根本。

  但我作为一个东方人,一个西方文化的好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总有一种感觉,有些地方不太对,嫁接到东方的时候,总是怪怪的。在此之前对萨义德耳闻大名,却对后殖民那种感觉有些激进的理论提不起兴趣,偶然机会认真地读了一下萨义德,一抓起来就放不下来,真是坐在轮椅拍大腿的感觉。怎么有这样为我们非西方人量身打造的理论武器,简直是安身立命的神器,我要是教育部长,从初中开始就专门开一门萨义德的理论课,从小普及萨义德。有了这门课,你们根本不需要来知乎提问easy girl。所以我迸发了普及萨义德,推广反帝国的想法。很多人觉得“帝国主义”是个老掉牙的词语,而萨义德提醒我们帝国主义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了解萨义德,你也就从某一点上了解世界黑暗的真相。作为一个东方人,男性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觉得你魅力低下;女性也就会明白为什么别人总把你当easy girl。先从介绍几个萨义德的重要概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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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西方   萨义德   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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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9 17:14:04   

  爱德华·萨义德 (1935-2003)

  东方学

  首先是萨义德“东方主义”,“他者化”。

  萨义德发现在西方殖民开始,西方从文献报告和文学作品中,开始记录书写“东方”,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东方并非是地理方位,而是指除西方以外的地方全部都是东方。你自己仔细去想,世界上没有北方,南方。而现实中,谁也不在谁的东方,因为地球是圆的。而当西方人把世界其他地方全部都统称为“东方”时,实际上默认了他们是世界的中心。

  最初西方学者在与“东方”文化遭遇的时候,他们并不能理解东方文化。因为,这两种文化之间差异巨大。就像就像一个习惯于听爵士,吃高档餐厅,打领带的教授忽然有一天来到了一个摇滚现场,他去观察那里的人,然后发现人们随手抓着东西吃,到处在跳舞,也没有打领带,然后,他就不能去理解他们在做什么。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569830

  于是,他就把他不能理解的文化,解释为是一种野蛮。他就把另外的文化,解释为没有文化。进一步来说,萨义德发现西方在描述东方的时候,充满了对东方的优越感,把东方描述成野蛮,荒芜,没有开化的地方。这种思想实际上是服务于西方殖民的。

  +++

  帝国,堕落的左派,人本与希望:普世价值(2)

  来自专栏人文阵线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754507

  前文: 不江北:帝国,堕落的左派,人本与希望:Easy girl (1)

  在这一篇,我来讨论一下,“普世价值”及“政治正确”等概念背后荒谬非人的残酷性。西方在过去几百年对外扩张的历史中,除了向世界各地带了屠杀和蒸汽机。同样还向世界洒向了他们文学艺术和伦理价值观——这些东西统称为“西方的现代性”。而在上一篇中说到,萨义德发现了,西方的艺术文化在殖民史中扮演着帝国主义的“共谋”角色。

  而所谓的西方现代性的另外一个意识形态产品,就是现在人们口中常常说的“普世价值”。比如之前我怼帝国的时候,有人就回复“虽然他们作恶多端,但是他们教会了我们尊重人权,你看中国人对自己……”。又或者有一些所谓“田园西马”跳出来要开除我左籍。在我国,无论左右,你会发现他们都拥抱着的就是人道精神,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而这一切都来自于西方现代性的“人文主义”。上一篇算是科普向,这一篇就准备上点硬干货,但怕太干没人看。算了,先写着吧,自己埋得坑,含泪也要填完。

  。。。。。反击,通过罗素对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对比批判,传教士翻译中国文明体系的经典哲学以及社会学儒学经典,老子《道德经》等影响欧洲启蒙运动兴盛了,欧洲的哲学社会学以及科学等。

2020-05-19 17:14:22   

  《中国问题》

  说起罗素到中国,让他最感叹的是,他原本是准备来教学的,但没想到的是在中国这里待的时间越长,却发现自己在向中国教学方面越想越少,而多的是在向中国学习方面就想得越多。所以他当时就感叹了一句话,也成了他的名言,文字如下:

  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罗素

  罗素在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状后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相信一战是日后所有悲剧的根源,“如果不是因为它,我们就不会有法西斯主义;如果不是因为它,我们就不会有日后所有的这些暴行”。而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引发这一出人类惨剧的,居然是象征着进步、知识和理性的西方文明自己。

  在对西方失望后,罗素前往苏俄考察,然而他发现自己并不认为列宁的革命专政会是人类的出路。在《中国问题》中,他流露出了这种失望情绪:“1920年夏天在伏尔加河畔,我开始意识到我们西方思想中的弊病是多么严重,而布尔什维克正处心积虑地把这一切强加给亚洲人民,他们的做法与日本和西方正在中国着手进行的做法别无二致。”

  他用优美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他在伏尔加河畔的那个夜晚,记录下他在前往中国之前难以言喻的疑惑与孤寂:“然而我却感受到了忍受一切而不置一词的痛楚,那种无法言传的孤寂在整个熟悉的谈话中一直萦绕在我心间……但我找不到答案……让我的心中充满了疑惑的痛苦:西方文明的希望日显苍白。”

  “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境,我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去寻找新的希望。”他写道。

  回到英国后,他继续书写关于中国的文章。彼时的他已确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已自取灭亡,急需获得重生,而中国就是挽救人类命运的钥匙。

  在《中国问题》中,罗素说:

  “我们的西方文明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是精力过剩的合理化。我们的工业主义、军国主义、热爱进步、传教狂热、扩张势力、控制和组织社团,这一切都是因为精力太过旺盛。……我认为,从人类的整体利益来看,欧美人颐指气使的狂妄自信比起中国人的慢性子来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大战’的爆发表明我们的文明中有那么一些瑕疵,而俄国与中国的情况则使我相信这两个国家能使我们分清对错。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

  东方智慧和西方问题

  Argon认为,罗素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文章有两个目的,一是向西方读者解释中国,二是基于这个基础对西方社会提出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他一面将中国“去神秘化”,一面将中国“再神秘化”。诚然,他批判了西方人将中国视作文物博物馆和“可欣赏的国家而不是可生活的国家”的态度,但他使用中国来批判西方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做法又像是延续了西方知识分子“到东方寻找答案”的传统,“在这些文章中,中国对于罗素来说是个批判西方的出口,这让中国问题的讨论再一次事关西方政治辩论,而不是中国的境遇本身”。

  “罗素在中国找寻的是第三条路径,一个处于当时世界上已存的绝大多数政体力量之间、即资本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路径,”Greenspan说,“罗素相信中国是个有着值得尊敬的历史文化的高度文明的社会。尽管中国需要西方科学,他相信传统中国文明能够提供一种美好生活的愿景,它或许能规训西方世界的毁灭性机制。

  罗素在1930年写道:“我不能确定……美国的问题是否比中国的更大,然而,在未来的一两个世纪里,美国会变得更重要,但随后(主导作用)将转到中国。我认为,这是美国非常担心的。”

  罗素认为,中国可以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对新文明做出极大贡献,但他们将会遇到美国统治阶层的百般阻挠,因为美国人相信自己的文明才是完美的。

  从罗素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他所预言的一系列事情,比如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美日战争,特别是当下中国在民族复兴之路上遇到美国的百般阻挠都成为现实,实在不得不令人佩服罗素深刻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远见卓识。

2020-05-19 17:14:42   

  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欧洲的耶酥会士们,带着传播基督教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大约1700年开始,在欧洲出现了所谓的“礼仪争论”,即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是否有跟中国的祭祖祭孔等礼仪相违背的问题.耶酥会士为了向欧洲的教会证明他们眼中的所谓儒家哲学与基督教教义不矛盾,他们深入中国文化之中,并详细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这个过程持续了百年之久.

  当然,耶酥会士们介绍的中国,有理想化的成分.他们希望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所以有意弥合两种文化的差异,把对中国文化的解释有意无意向基督教思想靠拢,以获得欧洲教廷的支持.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不少教士,的确受到了中国文化的触动,而对中国文化发出从心而出的赞同,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根本之处要胜过宗教神学.所以就有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由于太过赞叹中国文化,著作者生怕背上叛教的名义,所以干脆匿名或者不具名发表.

  随着“礼仪争论”的发展,欧洲关于中国的书籍汗牛充栋.汇通中西的耶酥会士们不断翻译或者编著关于中国文化和国情的书籍.翻译的中国经典包括《大学》、《中庸》、《易经》、《书经》等,编著的主要的书目包括《中国现状志》、《中国现状新志》、《中国皇帝传》、《耶酥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之哲人孔子》等,还有介绍中国历史及国情的书籍如《中华帝国史》、《中国新图》等.

  以法国为例,“到1720年,国王(路易十四)的图书馆已经拥有超过1000卷中文书,接着,这个数目飞速增长……1773年,乾隆皇帝下令印刷出版一套在中国评价最高的丛书,包含了160,000卷.传教士们从北京寄回了这些皇家版本,至今它们还在装饰着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在18世纪,法国知识界很熟悉中国社会制度的大概,甚至有人说法国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本身某些地区的了解.”

  路易·德·鲁·圣西门的《回忆录》第51章说到:“有关中国的争论已开始在诸如孔夫子和先祖的礼仪等问题上大肆喧哗了……耶酥会士们允许其新教徒这样做,而巴黎外方传教会则禁止他们的人这样做.前者坚持认为这些礼仪纯粹是世俗的,而后者则认为它们是迷信和崇拜偶像.反对耶酥会士们的这场诉讼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人们写了许多范围非常广阔的论著,提出了许多问题,列举了事实,掌握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多部完整历史的著作”.

  “礼仪争论”在欧洲主流社会影响巨大,教会、思想界都加入讨论中.这种争论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使中国文化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寻求精神解放的欧洲哲学家们,惊喜地从耶酥会士们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中发现了新的精神世界.他们看到,在遥远的东方,一个历史悠久的有秩序的国度竟然不需要神的启示,而可以建立在无神论和道德哲学的基础上.

  当时介绍到欧洲的所谓儒家思想,既包括孔孟的思想,也包括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的思想.耶酥会士们把这分别称为“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他们极力证明儒学思想中的“天”以及“天理”,跟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想证明儒学的根本之处,跟基督教不相违背.

  然而,这终究只是耶酥会士的误解或者是附会.无论是所谓“原始儒学”还是“新儒学”――宋明理学,其实都认为世界有自身的道理,并不承认是由有人格的上帝所创造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揭示着世间万物生生不息的道理,自然有着本身的规律.这里并没有类似基督教“创世纪”的思想.

  虽然宋明理学已经是中国文化趋向保守僵化的表现,但至少也在宣扬一种“天理”,倡导自然的法则和精神,所以当然是无神论.所以从根本之处看,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同的.传教士们要找出中国文化思想与基督教的相同点,却是那些正在寻求思想解放的欧洲哲学家们,从耶酥会士们的介绍中,看到了反宗教专制和政治压迫的有力的武器.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不论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或是新君主主义者,几乎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相信没有奇迹、启示或圣事的常识的‘自然宗教’……在欧洲异教的古代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对儒教那样地正式采纳过这种类型的哲学.法国的自然神教者相信他们在中国看到了这种作为全国崇拜的‘哲学家的宗教’.”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 .

  很多的西方学者经过研究后认为,在欧洲启蒙时代,中国文化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家,进而促进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学者孟德卫评价说:“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把异己的希腊罗马权威和基督教相调和,这就为17世纪基督教与中国哲学相调和提供了先例.随后,在18世纪的法国,没有神圣启示的儒学,作为一种令人赞赏的哲学被反基督教的启蒙思想家接受.信奉自然神论和开明专制的中国君主成了启蒙思想家向欧洲宣传的极好典范.”

  英国著名学者赫德逊认为: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在中国宣传的宗教.法国学者安田朴说:“尽管有传教士的入侵,中国被欧洲化的程度则远没有基督教西方的中国化程度明显.”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定欧洲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相当积极:“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

  更是有人评价这段历史说,“启蒙哲学家们简直把孔子当作他们自己的圣人”)德国学者赖希魏因更认为:“孔子是(欧洲)这个世纪的守护神”.

  ...

  (2)中国文化帮助构建欧洲的“理性”

  理性,作为哲学生发的源泉,是启蒙哲学家们心中的明灯,也是欧洲摆脱神启而部分回归人本的必由之路.而欧洲哲学家们“理性”哲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启示.

  综观启蒙运动时代欧洲哲学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果说欧洲的理性哲学的建立,没有中国文化在其中的促进,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当时的欧洲,普遍崇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形成了全欧洲范围的“中国热”.当时所有的欧洲哲学家都涉猎了中国文化,他们发现了中国文化具有无神论以及他们所认为是“理性”的东西,而所有这些,正是他们要寻求的思想.

  中国文化的精髓,勉强冠以一个名称叫做“道”.《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禅文化认为,“挑柴担水,无非妙道”.“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语言却又不能把握它的实质,正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所谓的“道”,勉强用文字来形容,是指“小我”跟世界的完全融合,是一种“心物一如”的体认.老子又说:“道法自然”.这“道”,当然不承认在此生动的自然之外,还另有主宰存在.“道”所体现的当然是无神论.

  中国就是深蕴着“道”这种文化思想的国家.中国历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和实践着这种文化思想.那么,欧洲的哲学家们从这里看到了什么呢?他们看到,中国文化同当时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和封建专制相比,是一种平实的体认自然的文化.他们看到,一个东方民族按照自然之道而不是神的启示在生生不息地延续其文明.“道”这种东方思想,经过耶酥会士的介绍和欧洲哲学家们脑中的盘桓,演变成了欧洲的“理性”.

  需要注意的是,欧洲人的“理性”并非等同中国文化的“道”.理性终归是思维领域的活动,只是这种理性不认为有外在的主宰存在,并认为人凭着思维就能够发现世界的真相.这“理性”跟“道”是有根本差别的.“道”是必须脱离思维窠臼才能体证的,而“理性”终究是思维活动.

  从思想的相似性来说,欧洲哲学家们的理性哲学,跟宋儒理学的思想体系更接近.“理性”和“理学”,同一个“理”字,显示了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理学是“道”的精神趋于有形化和思维化的表现,而这正好和欧洲人的“理性”相类似了.

  谈起欧洲哲学家受到宋儒理性哲学的影响,这里要谈到当时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的另一个情形.耶酥会士努力融合基督教与所谓原始儒学的精神,努力证明“天”“神”“上帝”这些名词跟基督教的“上帝”为同一个概念,而对于宋儒理学则持批判的立场,对宋儒的“理”和“太极”,认为是唯物主义.而当时欧洲学界对中国文化的争论,对宋儒理学是否符合基督教精神的争论是一个焦点.耶酥会士们否定宋儒理学,然而反对宗教蒙昧、崇尚理性的欧洲哲学家们,却从理学中看到了他们想建立的东西――理性哲学.

  中国文化风靡了当时的欧洲,如果说有哪个启蒙哲学家们没有对中国文化加以了解,那谁会相信呢?作为一个现成又足够醒目的榜样,无神论和崇尚自然的中国文化触动了所有启蒙哲学家的神经.没有哪个启蒙哲学家,其理性哲学的建立,与从中国文化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启发没有关系.

  以德国启蒙运动先驱莱布尼茨为例.他倾心中国文化,其理性思想的构建,受了宋儒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宋儒哲学家“尊崇理,即最高的理性.”(《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244页)他曾撰写《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驳斥耶酥会士认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的观点,认为宋儒哲学的“理”跟基督教最高神并无区别.且不管他的观点是否合理,由此却可以看到他接受了理学的思想.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考证,莱布尼茨根据宋儒的“理”建立了他的哲学中心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545527968591187747.html?&mzl=qb_xg_4&fr=relate&word=&refer_title=%E5%90%AF%E8%92%99%E8%BF%90%E5%8A%A8%E5%92%8C%E4%B8%AD%E5%9B%BD%E5%84%92%E5%AD%A6%E7%9A%84%E5%85%B3%E7%B3%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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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接受道家要比儒家晚得多,然而却热烈得多。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把备受其推崇的儒家学说引入欧洲,儒家学说在启蒙运动思想家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时,道、释两家丝毫不受关注。耶稣会传教士深受与其交往的中国学者的影响,对儒家作为道德学说获得了深刻印象。道家则恰好相反,尤其它的宗教形式道教在他们看来不外是一种秘术。尽管如此,最早将《道德经》译成欧洲语言的还是耶稣会士。《道德经》译成拉丁文后未付梓印刷,于1788年作为给皇家学会的礼物送到伦敦(Legge,页115起)。译文将“道”译成“理”,意为神的最高理性。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出现了第一次大量翻译老子的浪潮,译者有查尔姆斯(John Chalmers/英文,1868),普兰科纳(Reinhold v.Planckner/德文,1870),施特劳斯(Victor v.Strauβ/德文,1870),巴尔弗(F.H.Balfour/英文,1884),阿尔莱(C.deHarlez/法文,1891),理雅各(James Legge/英文,1891),卡鲁斯(Paul Carus/英文,1898),科勒尔(Joseph Kohler/德文,1908),翟理斯(Lionel Giles/英文,1909),格利尔(Julius Grill/德文,1910)和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德文,1911)。

  道家接受在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格利尔与理雅各之间关于文献真伪及历史上老子是否确有其人的争论。格利尔对两者均表怀疑,理雅各则援引司马迁(公元前145一约90年)在《史记》中对老子生平已有记载而加以肯定。这个时期还出版了最早的《庄子》译本。德国第一位汉学语言学家噶波伦茨(Georg v.d.Gabelentz)关于《庄子》语言的研究(1888年)开了研究道家经典的先河。接着翟理斯的《庄子》英译本于1889年问世,1891年,理雅各的《庄子》英译稿同《道德经》英译稿一起发表在米勒(Max Müller)主编的系列丛书《东方圣典》中。在德语地区影响较大的要数布贝尔(Martin Buber)根据翠理斯英译本修订汇编并于1910年出版的德文版《庄子》。布氏写了一篇寓意深远的跋。卫礼贤的节译本出版于1912年。

  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韦伯(Max Weber)在本世纪初即把“世界丧失魅力”和“目的理性”主宰一切看成是我们时代的特征(韦泊还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和宗教的第一人。他在比较宗教社会学巨著《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关于儒家和道家的研究今天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该书首版于1915年,1920年增订再版),世界丧失魅力导致本世纪日益脱离宗教维系、放弃宗教取向——至少基督教是如此。然而,这似乎又是重新引起对宗教兴趣的主要原因。事实表明,人们对宗教经验和以象征手法解释世界的要求并未中止,尽管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世俗化,或许这正是其未中止的原因。在经历了时髦的无神论后,宗教需求甚至以新的威力再现。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西方的宗教与传统结构的维系太紧,它的象征,它的人格化的神的形象以及对信仰的强调,在启蒙开化并崇尚实际的世界里难以推广。于是,为生活意义寻找宗教答案的努力便很快延伸到世界上其它地区和其它宗教。科克斯(Harvey Cox)扼要地指出这一关联:“这里上帝已死,东方将会对西方精神产生魅力。”(Cox引Schenkel 页430)

  ...

  需要道德经拯救没落的西方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方人开始关注老子的思想。当时的西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一片萧条,无论是战争的创伤,还是文化所暴露的弊端,都使人们感到非常压抑。

  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他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中指出西方文化正在衰落;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给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西方文化已经变得非常糟糕。如果我们不吸收东方文化的精华,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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