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来自文明的贵客

　　照理说，事前应该有某种警讯的，但我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事情已经在进展中，那群掠夺者坐在好几里外，等待他们的猎物。我在一个钟头前打开了行囊，明天将会被帖上“无人领取”的标签，存放在贮藏室，月复一月。我将成为又一个在国外失踪的美国人。

　　那是个闷热的十月早晨。我站在澳洲一家五星级旅馆门口，望着门前的车道，等候一个素未谋面的信差，非但没有一丝警觉，反而感到无比欣慰，我是那么开心，那么兴奋，那么充满成就感和自信。心底里我有一个预感：“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一辆敞篷吉普车驶进环状的入口。我还记得，听见轮胎碾过滚烫的柏油发出嘶嘶的声音。一簇璀璨的水花，洒过车道旁艳红天花菜的叶子，喷到生锈的车身上。吉普车停了下来，司机---三十岁的原住民---朝我这边望了望。“上车吧！”他那只黝黑的手招了招。他来接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我在等待人家来接我，去参加原住民部落的一场聚会。那位穿制服的澳洲门房流露出很不以为然的表情。在他那双锐利的蓝眼珠注视下，我和司机心照不宣，我们就是对方要找的人。

　　在我蹬着高跟鞋，挣扎着钻进那辆全地形的车子之前，我就已经感觉到，我穿得太正式了。坐在我右边的年轻司机，只穿着短裤、脏兮兮的白T恤和网球鞋，没穿袜子。我原以为，他们安排交通工具接我去会场时，派的是正规的车子，也许是一部荷登牌轿车，那是澳洲汽车制造业引以为傲的产品。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竟然开着一辆敞篷车来接我。唉，我宁可穿得过分正式，也不愿穿得太随便去参加这场聚会----他们颁奖给我的典礼。

　　我向司机说明自己的身份。他只点点头，看来他早就知道我是谁。我们的车子驶过门房时，他朝我们皱皱眉。我们行驶在这座滨海城市的街道上，经过一排排前面有游廊的房屋、一间间牛乳点心店、一座座寸草不生的水泥公园。车子绕过一处园环，那儿是六条马路的交汇点，我紧紧抓住车门的把手。车子驶出城后，换了个方向，太阳掉在我们身后。我身上那件新买的桃红色套装和搭配的丝质衬衫，已经热得让人浑身不舒服。我原以为，会场是在城市的另一边，，但我猜错了。车子驶上和海岸平行的高速公路。会场显然设在城外，比我想象中还要远。我脱掉外套，心中责怪自己，为什么事先不询问清楚。幸好我的小皮包里还有一把梳子，而我那头及肩的漂白发丝，也束拢成一根时髦的发辫。

　　踏上神奇之旅

　　从接到最初的那通电话开始，我就一直充满好奇，虽然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并不真正感到惊讶。毕竟，我曾接受过其它民间团体的褒奖，而目前进行的计划也称不上成绩斐然；我帮助那些居住在城市、公开表示厌世的混血原住民成年人，找到人生的目标，建立经济基础---这项成就迟早一定会受到肯定。我感到惊讶的是，发出邀请的部落居住在两千哩外，澳洲大陆另一边的海岸，而我对任何一个原住民部族，所知都很有限，除了偶尔在闲谈中听到别人提到他们。我不清楚，他们究竟是组织严密的部族，抑或像美洲原住民，普遍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包括语言。

　　我真正感到好奇的是，我会得到什么奖品？另一块雕刻的木质奖牌，让我寄回堪萨斯城的老家，存放在贮藏室，还是简简单单一束鲜花？不，希望不是鲜花，在华氏一百度的这种天气，把鲜花带上回程的飞机太麻烦了。司机一如原先约定的，准时在中午十二点抵达。因此我晓得，当然，我是去赴一个午餐之约。我感到好奇，一个原住民评议会究竟会招待我吃什么？但愿不会是通常由饭店承办的澳洲酒席。也许是自助便餐，那我就第一次有机会品尝原住民的菜肴了。我希望看到一张摆满彩色瓦锅的桌子。

　　这会是一椿美妙奇特的经验；我期待着这值得记忆的一天。我随身携带的小皮包，是为今天的盛会而买的，里面装着一架三十五厘米摄影机和一台小型录音机。他们没有提到麦克风和聚光灯，也没提到要我发表一场演说，但我还是准备了。我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未雨绸缪。毕竟，我今年已经五十岁，这辈子已经尝到够多的困窘和失望，凡事不得不给自己留下后路。我的朋友总是赞叹，我是那么的自足自给。“她锦囊里总是有第二条妙计！”我听见他们这么说。

　　一列公路火车（这个澳洲名词，指的是一群卡车，每辆拖着好几辆庞大的拖车，以车队的形式行使公路上），和我们擦身而过，朝相反方向行进。它们从迷朦的热浪中窜出，奔驶在柏油路中央。司机猛然转动方向盘，我从回忆中惊醒过来。车子离开公路，驶下一条颠簸不平的泥巴路，一连好几哩，不断扬起雾一般的红色尘埃。路上两条深深的辙迹忽然消失了，我发觉前面已经没有路。车子蜿蜒穿梭树叶间，跳跃过锯齿状的沙地。好几次，我想跟司机聊聊天，但这辆敞篷吉普的咆哮和车子底盘的震荡，加上我的身体忽上忽下的颠簸，使聊天变成不可能。我必须紧紧阖起上颚和下颚，免得让牙齿咬到舌头。显然，司机也没兴趣打开话匣子。

　　我的头颅颠荡着，感觉上我的身体就好象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我愈来愈觉得燥热。我的玻璃丝袜仿佛在我的脚上融化，但我不敢把鞋子脱掉，担心它会弹出车外，掉进我们周遭一望无际的红褐色平野中。我不相信，这位沉默的司机会停下车来。每次我的太阳眼镜变成迷朦一片时，我就用裙摆擦一擦。我的胳臂只要动一动，汗水就像决堤的河水般倾泻了出来。我感觉到我脸上的妆在融化，想象中，我两颊涂着的胭脂，宛如一条条红色的水流，流淌下我的脖子。在颁奖典礼举行之前他们得给我二十分钟补妆。这点我一定要坚持！

　　我看看表；进入沙漠已经两个钟头。记忆中，这是多年来我最感到燥热和不舒服的一次。司机一直保持沉默，除了偶尔哼个一两声外。我忽然想起：他还没自我介绍。说不定我误上了贼车！这种念头实在太傻了。我下不了车，而他对我这个乘客显然很放心。

　　摆脱文明的牵绊

　　四个钟头之后，车子驶到一幢波状洋铁皮搭盖的建筑物前。屋外有一小堆闷烧的火，两个原住民妇人看见我们走过来，就站起身。她们都是中年妇人，个子矮小，衣衫单薄，脸上堆满温馨的笑容。其中一位戴着束发带，使她那头浓密卷曲的发丝四下流窜出来。两位妇人身材都显得苗条、结实，有如满月的圆脸上，闪烁着明亮的褐色眼睛。我跨下吉普车时，司机说：“顺便一提，我是这儿唯一会说英文的人。我充当你的翻译，也当你的朋友。”“这下可好了！”我心里想。“我花了七百块钱，买飞机票、住旅馆，还连英文都不会讲，更不用提鉴赏流行的服饰了。”

　　既来之则安之，我还是试着跟他们打成一片吧，但内心深处我知道我办不到。

　　那两个妇人操着粗糙的异国口音，听起来不像说着完整的句子，而像一个一个单字。我的翻译转身向我解释，参加聚会之前，得先净身。我不懂他的意思。没错，我身上沾着好几层灰尘，一路坐车前来，满身热烘烘，但这似乎不是他所指的。他递给我一块布，我摊开一看，发现那好像是一块用来包裹身子的破布。他告诉我，我必须脱掉身上的衣服，把那块布穿上。“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不是开玩笑的吧？”他板着脸，重复一次指令。

　　我望望四周，想找个地方换衣服，但找不到。我还能怎么办？一路千辛万苦来到这儿，打退堂鼓也未免太晚。那个年轻的翻译走开去了。“哦，管它的！换了衣服也好，凉快些。”我心里想。于是，我尽可能小心翼翼地脱下身上的那套新衣裳，整整齐齐叠成一堆，然后换上当地的服装。我把随身的东西堆在旁边一块大圆石上，而不过数分钟之前，那块石头还被充当为凳子，给侍女们坐。我身上围着那块朴素无华的破布，感到浑身不对劲，后悔花钱买那套“让人眼睛一亮”的新衣裳。

　　年轻的翻译又走回来。他也换了衣服。他站在我面前，几乎一丝不挂，只围着一块布，就像穿游泳裤般，和火堆旁的妇人一样打着赤脚。他发出进一步的指令，要我脱掉身上每一件东西:鞋子、丝袜、内衣和多有珠宝，连发夹也不得留下。我的好奇心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恐惧，但我还是顺着他的指示去做。

　　我记得我把珠宝塞进鞋尖里头。我也做了一些妇女很自然会做的事，这是出于本能，不是后天学来的－－－我把内衣藏在衣服堆里。

　　他们把嫩绿的柴枝加进闷烧的煤堆中，一簇灰色的浓烟升起。头上绑着束发带的妇人拿着一件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只大黑鹰的翅膀。她把它张开来，形成一柄扇子，在我面前从头到脚扇着。烟雾缭绕，使我直呛。接着，她伸出食指，在空中画了个圆圈，我懂得这是“转身”的意思。同样的熏烟仪式在我身后重复一遍。然后我遵循指示，跨过火堆，穿过烟雾。

　　最后，她告诉我，我已经净过身子了，可获准进入那间用洋铁皮搭盖的小屋。一个肤色深褐的男人护送我走到门口。这时，我看见刚才的妇人捡起我那堆随身物品，举到火堆上。她瞅着我，笑了笑，当我们的视线交集时，她松开了手，让那堆宝贝掉下。我拥有的东西全都送进火中！然后她向我做了个手势，要我跨过火堆，穿过烟雾。

　　那一刻，我的心凉了半截；我深深叹了口气。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没有提出抗议，也没立刻过去抢救我的东西。

　　我没这么做。那位妇人脸上的表情显示，她这样做并非出于恶意，只不过想以这种方式，对一个陌生人表达一种独特的好客之道。

　　“她没见过世面，”我心里想。“她不懂得信用卡和证件这些东西。”幸好我把飞机票留在旅馆。我在旅馆也留下其它衣服，到时候，我只有硬着头皮，穿着现在这身衣服走过旅馆大厅。我记得我对自己说：“喂，玛洛，你这个人挺有弹性的，何必为这档子事伤神呢？”

　　不过我心里确实已经盘算好，稍待一会，我用从灰烬中把我的一枚戒指挖取回来。但愿我们坐吉普车回城里时，事与愿达。

　　只有在回顾时我才了解，剥除身上珍贵的(而我认为必须的)珠宝，本身就具有象征的意义。我当时并不明了，对这些人来说，真正的时间，和风靡全世界的镶钻金表上所显示的时刻毫无关系。

　　很久以后，我才会了解，摆脱物欲和某些信念的牵绊，在我寻求人类“生存”意义的过程中，早已注定是极为必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