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頫的“荒原意识”

——简论曹頫“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与T.S.艾略特《荒原》之比较

现存120回《石头记》的真正作者、清代大文豪曹頫（1706年6月8日～1775年？）长久埋没在历史尘埃的深处，这是中国文学界、文化界和思想界的沉重悲哀，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和道德上的巨大伤口。

尽管如此，曹頫的作品在中国却始终拥有庞大而狂热的读者群，并使来自欧美的文学和历史领域的专业研究者深感着迷。不为人知的曹頫可谓“孤篇独绝，竟成大家”，他以广为人知的《红楼梦》（本名《石头记》）而注定成为世界文学历程中一座伟岸的里程碑。

曹頫的《石头记》既有华美精致的文字表象，又有博大庄严的精神气质；他继承了东方文明古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然而又在语言文字和思想情感的复杂性与穿透力等方面达到了古往今来汉语写作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在曹頫的作品里，大家又不难发现世界各国、各民族、各语种里最优秀的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所共同遵循的艺术法则与道德取向。

曹頫的独特性在于他以个人成长的经验和始终如一的纯真之心观察、辨析其生活环境，揭示了假丑恶肆行于世、真善美惨遭摧残的悲哀现实，摧毁了古中国存在任何所谓“盛世”的神话。

与此同时，曹頫的博大与悲悯使世界的复杂性在其笔下得到了自然而真实的再现，不但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有机地统一于作品中的各种角色，而且一个古老而封闭的文明陷入死亡荒原的大趋势，以及这种文明获得新生的内在资质，都得到了形象而深刻的呈现与阐释。

《石头记》以一个小男孩贾宝玉的成长过程为主线，逐步揭示生活环境对于他的全部意义。贾宝玉对世界的观察是敏感的，他在幼年时期就指出男人们是一群“浊臭逼人”的“国贼”、“禄蠹”，表达了不愿按既定生活程序进入成年人世界的志向。贾宝玉对其生活环境口无遮拦的尖刻抨击，一开始只是被他周遭的男人女人们当作小孩子的无知戏言。然而小说接下来展开的一个又一个的情节，却充分映证了贾宝玉的观感。

在这个男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里，男人们道德败坏，愚蠢无能，贪婪虚伪，他们驾驭的国家机器充斥着黑暗和腐败，官僚贵族骄奢淫逸，寡廉鲜耻，肆行贪污掠夺，法律如同儿戏，礼教徒有其表。《石头记》甚至尖刻地讽刺了皇帝，这个位于国家机器顶端的所谓“圣人”，其实不过是沉溺于“圣朝”“圣世”谎言中的昏君和暴君。贾宝玉终于明白，这样的皇帝所统治的世界，不过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末世”，它摧毁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爱情，因此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远远逃离。

鲜为人知的是，《石头记》的这种彻底批判有着鲜明的指向性。小说在叙事时间的安排上极为精妙，曹頫按照从自己出生的1706年6月8日（农历四月二十八乙卯日，“药王圣诞”日）到雍正二年（1724年甲辰）年底这样一个真实的年代序列逐年展开叙述；这个时间序列隐藏在120回小说情节之中，同时又被曹頫用历法特征、元旦朝贺、皇家殡葬、黄河在河南境内大决口以及八字命理、科举考试等情节暗示出来。从1706年到1724年这一时期，恰好是被吹嘘为超越中国历朝历代的“康熙盛世”，而曹頫笔下的贾宝玉如同安徒生笔下的小男孩，毫不客气地指出所谓“盛世”的华美新装不过是一丝不挂的荒唐丑态。

曹頫在时间叙述上的精妙安排，是彻底澄清二百多年来关于《石头记》的几个基本疑问的“时间密码”，同时又是射向造假者的穿心利箭。

黑格尔曾批判道：“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曹頫的《石头记》显然早已详尽透彻地表达了类似的绝望观察，表现了曹頫对于古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刻洞见。

曹頫的绝望使我想起曾经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英国大诗人T.S.艾略特。将《石头记》的批判意识与艾略特的《荒原》作一番比较，大家就会发现：中国作家与诗人的“荒原意识”在曹頫笔下已经构筑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曹頫对社会、时代和历史的批判是全面的、彻底的和义无返顾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恰恰是“荒原意识”曹頫式的表达。

1922年10月，T.S.艾略特发表长篇诗作《荒原》（The Waste Land），在英美诗坛上引起了巨大震动，在现代派诗人那里引起了思想共识和艺术趋同，有人将这种文化心态称之为“荒原意识”。所谓“荒原意识”，就是在《荒原》的影响下，一部分现代派诗人头脑中产生的对于西方社会乃至人类整体悲剧命运的现代性关照，以及对于荒谬与黑暗现实社会的批判意识。

《石头记》不仅是一部爱情悲剧，而且还包涵了更为深广的内容。作品以曹頫从出生到18岁的真实年代序列为叙事的时间主线，以其亲身经历为小说情节和人物原型，对其所处的家庭和社会作了全景式的生动描写，真实而充分地展示了曹頫的心路历程。其中既有对爱情刻骨铭心的体验，也有对家庭和婚姻的冷峻透视；然而更多和更主要的方面，是曹頫对其所处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

鲁迅先生用《狂人日记》揭露了传统社会“吃人”的本质，《石头记》则是曹頫对其所处的那个社会和时代所发出的血泪控诉：荒唐！这种荒唐的表现，就是明末大思想家李贽李卓吾所揭露的“说假话，行假事，做假人”，“满场是假，无所不假”；这种荒唐的文化本质，当然是曹頫巨笔所描画的“皇权至上”这一暴政体制所造就的自欺欺人的奴性。

从政治意义的角度来看，曹頫用一部小说粉碎了康雍乾所谓“盛世”的谎言；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看，曹頫通过描写贾宝玉的离家出走，对自己身处其中的那个封闭的文化圈作了全盘否定。

曹頫是绝望的，但绝望不是他的全部，他还有清醒和傲岸的一面。曹頫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充分了解自己独有的高贵价值，因此他可以对皇权的淫威、科举仕进的规范道路，以及富贵贫贱的无常采取无比藐视的态度。

这种价值取向，绝非出于血勇匹夫的卤莽，而是源自“不失赤子之心”的圣贤君子对庸常价值体系的决绝立场。曹頫在小说中所提出的“不失赤子之心”，显然承继了李贽李卓吾的“童心说”；而曹頫对于现实及他所理解的传统社会的彻底否定，显然又与后世龚自珍的“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心意相通。

在艾略特置身其中的西方文明“荒原”之上，毕竟有拯救的声音——雷霆开始说话了，它说的是梵语：“布施。慈悲。忍辱。/平安。平安。平安。” 这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诗人已经对西方文明绝望，转而试图从异质的东方文明中寻找西方社会的复兴之路。

艾略特最终当然没有转向东方文明，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挫折和精神上的困惑之后，他转向了天主教。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认为，艾略特早期作品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的绝望，但另一方面，“一个人不能老是对生活绝望！一直绝望到成熟的晚年……或早或晚不得不对生活和社会采取一种肯定的态度”。而艾略特的好朋友艾肯则认为，艾略特从大学时充满锐气和激情的写作逐渐退却到“遵从规范的安全境地”，是一种奇迹般的转变，但也是一种投降，是他所知道的“最令人悲伤的事情”。

艾略特崇尚的是“模式和秩序”，追求“绝对秩序的世界”和“绝对真理”。他宣称，“绝对真理”是以“信仰行为”为基础的，如果信仰消灭了，理性认识与知觉的架构也就倒塌了。他参加英国天主教运动，正是因为他认为这一运动是传统的继续，是历史和仪式的延续。与艾略特不同的是，曹頫在现实社会中的任何宗教活动中都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在曹頫笔下，寺院、道观和庵堂基本上是流氓、骗子、杀人犯和拐子等作奸犯科之辈的庇护所。这表明曹頫注定不会以任何方式与其置身其中的社会达成任何妥协。

艾略特曾解释说，基督教调和了他与人类存在的关系，否则这种存在就会显得空洞无物，令人恶心。没有宗教信仰的曹頫如果不愿意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又是依靠什么来维系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其不至于崩溃呢？

我认为，由太史公司马迁所总结的“发愤著述”的人文传统是曹頫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而从根本上来说，中华文化里固有的博大、刚健、豪迈的君子之风和浩然之气已经内化为曹頫个人的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是不可复制的，但它又似曾相识；是个人的，而又归类于群体；是历史的，却将再现于未来；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种精神气质的内涵，就是傲然独得的个体敢于以其同时代人难与比肩的高妙才华和熔金裂石的道德勇气，坚决反抗历史进程中的一切暴政、强权和谎言；是不惜以生命的惨痛为代价，以奔流的血泪作一个时代诚实而永久的见证。

中国历史舞台上从来不缺乏“这一个”，“这一个”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构成了中华文化绵延不绝、至大至刚的人文传统。这一个，被砍掉膝盖却可以站得更直；这一个，被流放到千里之外却可以流芳千古；这一个，为救民于水火累累若丧家之狗而不失其志；这一个，惨遭暴君阉割却可以将帝王将相眩目的光环打得粉碎，尽显流氓无赖的猥琐原形；这一个，敢于为变法而引颈就戮；这一个，身陷囹圄却矢志以监狱为战场，以淋漓的鲜血谱写自由的华章。

曹頫出现在这样一个群体里，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他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奇迹。作为一个思想者，他遗憾地没有艾略特那样多元选择的天空；但作为一个文学家，曹頫绽放了他最绚烂的才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竭尽的义务和使命——用奔流的血泪去作诚实的见证。在曹頫的时代里，我们看不到希望；但是在曹頫的文采和风骨中，我们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涅槃新生的优良资质。

旷世奇才曹頫其寂寞而惨痛的生命，以其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穿透力，以其无与伦比的奇思妙想，锻造了世人无法绕开且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如此令人震撼的一座丰碑，足以成为曹頫身后中国每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教育学术，以及思想道德等多个领域的试金石。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