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

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要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就与食物有关。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哭一场。

我叔叔的大女儿比我大几个月，当时都有四五岁光景，每顿饭奶奶就分给我和这个姐姐每人一片霉烂的薯干，而我总认为奶奶偏心，把大一点的薯干给了姐姐，于是眼泪便夺眶而出。有时候伸手把姐姐那片薯干抢过来，把自己那片扔过去，抢过来又觉得原先分给我那片大，于是再抢回来。一抢两抢，婶婶的脸便拉长了，姐姐也哭了，我当然一直是双泪长流。母亲无可奈何地叹气，奶奶便数落我的不是。母亲便连声赔不是，抱怨我肚量大。说千不该万不该生这么个大肚子。

吃完了那片薯干，就只有野菜团子了。那些黑色的、扎嘴的东西，吃不下去，又必需吃，一边吃一边哭。究竟是靠着什么营养长大的，我怎么能知道。那时想：什么时候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呢？能吃饱红薯干就心满意足了。

一九六〇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亲人还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待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据说马四从他死去的老婆腿上割肉烧着吃，没有确证，因为很快马四也死了。

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呢？粮食都被谁吃了呢？村里人也老实，饿死也不会出去闯荡。

后来盛传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那时我已经上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一车煤块，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杜姓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这批煤好吃，果然越嚼越香。

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在下边嚼煤，咯咯崩崩一片响。老师说你们吃什么，我们一张嘴都乌黑。老师批评我们：煤怎么能吃呢？我们说：香极了，老师不信吃块试试。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有一个女生讨好地把块煤递给俞老师，俞老师先试探着咬了一点，品滋味，然后就咯崩崩地吃起来了。她也说很香。

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着不像真事。但去年我见到王大爷说这事，王大爷说：你们的屎填到炉子里呼呼地着呢。幸亏国家发了救济粮来，豆饼，每人两斤。奶奶分给我们每人杏核大一块，嚼着，舍不得咽，舍不得咽就没了，好像在口腔里化掉了。

我家西邻的孙家爷爷，把两斤豆饼一气吃下去，口渴，喝水，豆饼发开，胃和肠子破了，孙家爷爷死了。十几年后痛定思痛，母亲说那时人的肠胃薄得像纸一样，一点脂肪也没有。大人都水肿，我们一班小孩都挺着个水罐一样的大肚子，肚皮似乎透明，绿色的肠子在里边也蠢蠢欲动。都特别能吃，五六岁的孩子，一次能喝八大碗野菜汤。

后来生活好了一点，能半年糠菜半年粮了。我叔叔又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放在缸里，我夜里起来小解，也忘不了去偷摸一块，拿到被窝里吃，香极了。

村子里的牲口都饿死了，在生产队饲养室里架起大锅煮。

一群群野孩子嗅着味道跑来，围绕着锅台转。有一个名字叫运输的大孩子，领导着我们高唱歌曲：

骂一声刘表好大的头，

你爹十五你娘十六，

一辈子没捞到饱饭吃，

唧唧喳喳啃了些牛羊骨头。

手持棍棒的大队长把我们轰走，一转眼我们又嗅着味来了，在大队长的心里我们比苍蝇还讨厌。

趁着大队长上茅房，我们扑上去。我二哥抢了一只马蹄子，捧回家去，像宝一样。点一把火，燎掉蹄上的毛，剁开，放锅里煮。煮熟了喝汤，那汤味道鲜美无比，至今难忘。

“文革”期间，依然吃不饱，我便到生产队的玉米田里去找一种玉米上的菌瘤，掰下来，拿回家煮了，撒上盐，拌蒜吃，也是鲜美无比，味道好极了。

后来又听人说，癞蛤蟆的肉味比猪肉还要鲜美，母亲嫌脏，不许我去捉。

生活渐渐好起来，红薯干能管饱了，这时已是“文革”后期了。

有一年，年终结算，我家分了二百九十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我记得我一个六婶把我的一个堂妹的头都打肿了，因为她丢了一角钱。分了那么多钱，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猪肉，也许更多一点，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气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了。还觉不够，母亲又把她碗中的分给了我。吃完了，胃承受不住，一股股的荤油往上涌，噪子眼像被刀割着一样痛疼，这就是吃肉的感觉了。

我的馋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我千方百计地要偷点吃，有时吃着吃着就控制不住自己，吃多了，剩下的干脆吃掉，豁出去挨骂就是。我的爷爷和奶奶住在婶婶家，要我送饭给他们吃，我总是利用送饭的机会揭开饭盒的盖子偷一点吃，为此母亲受了不少冤枉，这事儿现在我还感到深深的内疚。我为什么会那样馋呢？这恐怕不完全是饥饿所致，部分的是品质问题。一个嘴馋的孩子，往往都是意志薄弱、自制力较差的人，我就是。

七十年代中，去水利工地劳动，生产队用水利粮做大馒头，半斤干面一个，我的纪录是一顿饭吃四个，有的人能吃六到七个。

一九七六年，我当了兵，从此和饥饿道了别。从新兵连分到新单位时，精粉的小馒头，我一次吃了八个，肚子里还有空，但不好意思再吃了。炊事员对食堂管理员说：“坏了，来了大肚子汉了。”管理员笑笑，说：“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拳大的馒头，我一顿饭只吃两个就够了。而现在，一个就够了。

尽管这些年不饿了，肚里也有了油水，但一上宴席，总是有些迫不及待，生怕捞不到吃够似的抢，也不管别人的目光怎样看着我。吃饱了也后悔：为什么我就不能慢悠悠地少吃一点呢？让人觉着我出身高贵、吃相文雅？

因为在文明社会里，吃得多是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表现，好多人攻击我饭量大，吃起饭来奋不顾身啦，埋头苦干啦。我感到自尊心很受伤害，便下决心下次吃时文雅一点，但下次人家那些有身份的人依然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好像狼一样。我的自尊心更被伤害了。

再一次吃饭时我牢牢记着，少吃，慢吃，不到别人面前夹东西吃，吃时嘴巴不响，眼光不恶，筷子拿着最上端，夹菜时只夹一根菜梗或一棵豆芽，像小鸟一样，像蝴蝶一样，可人家还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我气坏了。因为我努力文雅吃相时观察到那些攻击我的公子王孙小姐太太们吃起来像河马一样，吃饱了时才文雅。于是怒火便在我胸中燃烧，下一次去吃不花钱的宴席，上来一盘子海参之类的玩意，我端起盘子，拨一半在我碗里，不顾烫坏口腔粘膜吞下去，他们说我吃相凶恶。我又把盘子里的全拨来，吃掉，他们却友善地笑了。

我回想三十多年的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儿，拱点东西，填这个无底洞。为吃我浪费了最多的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不灵光了。

199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