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1962年7月与《北京日报》记者关于研究历史的谈话这样说到自己的恩师胡适，”三十年代，我进清华大学读书时，教师中没有一个人研究明史，全国也没有人研究。明史知识，我是靠自学得来的。胡适之做过我教师，没给过我什么。我没有从蒋廷黻那里得到什么知识。我之有些知识，主要靠自学。”

吴晗的意思就是胡适虽然当过我的老师，但没给我什么，我的历史知识主要都是自学的。不光是胡适，就连蒋廷黻也给否定了。

1957年吴晗在其《自传》里谈及与胡适的关系，对胡适的帮助没有忘记，“学年论文《西汉经济状况》胡适很赏识，介绍大东书局出版”;“插班进清华历史系二年级，没有钱上学吃饭，胡适介绍我找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虽然和他们的往来并不多，读他们的文章却很多，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

吴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如果没有胡适，吴晗的人生不知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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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出生于浙江义乌，中学毕业后家道衰落只能在本村小学教书，后来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正好是胡适，从此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1930年3月19日，吴晗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吴晗写下《胡应麟年谱》，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很显然，吴晗非常需要胡适的指点和帮助。

胡适对吴晗的评价是：“功力判断都不弱“，“中国旧文史的根底很好”，所以对吴晗青睐有加。吴晗考入清华时贫困交加，胡适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胡适鼎力相助吴晗入学清华，并顺利解决工读手续，解决后顾之忧。吴晗从清华毕业后，胡适又介绍他到燕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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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研究历史，向胡适请教从何处入手。胡适告诉他，秦汉史文献太少，不宜研究，明史距离不近不远，史料充分。只要悉心研究，一定能有一番大的作为。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中为吴晗指明了学术方向，说明了之所以让吴晗专治明史的理由，回答了吴晗关于明史的问题，对如何研究明史点拨吴晗找准方向。胡适最后告诫：“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

吴晗对胡适充满感激之情，回信感叹，“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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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提携加上吴晗的才华，吴晗时间不长已经在国内历史学界崭露头角，后来得以聘为西南联大的教授。如果吴晗做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的话，大有前途不可估量。吴晗的悲剧在于，一个书生，一个学者，偏偏喜欢政治，在政治的漩涡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身不由己。正如谢泳所说，”像吴晗这样的读书人，怎么会一下子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出去，变成一个特殊的文人“。

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施蛰存有过一个简短的评价：“吴晗这个人，性直气爽，很急躁，对一切事情太主观。他似乎没有客观世界。他在清华大学读历史系，专攻明史，为蒋廷黻的得意门生，1934年清华毕业，留校当助教。1937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被任命为新由省立改为国立的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是云南人，此次是奉命去为桑梓服务。他先在清华组织他的师资班子，文理科各系都罗致了一些人，大多是助教、讲师一级的人。只有吴晗，在清华还刚升上讲师。他由于蒋廷黻的推荐，要求熊校长以教授名义聘任他，熊校长同意了。因此，在我们这一辈人中间，吴晗可以说是飞黄腾达得最快的一个。但也因此而助长了他的自信和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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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在西南联大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对国民党政府腐败彻底失望，并抨击“读书救国”论：“长一辈的上一时代某些青年呢？却脑满肠肥，装作笑脸劝导着‘稍安勿躁！国事我们自有办法，青年还是读书第一，不必受人利用。’”

吴晗在西南联大期间与闻一多、李公朴多次组织了反蒋活动，甚至还获得一个“吴晗诺夫”的外号。

吴晗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当胡适得知吴晗去向后，不由感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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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与胡适是政治立场不同而已，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这是当时社会的主流。

吴晗的悲剧在于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特点，丧失了历史学家的客观立场，学术为政治服务随波逐流。吴晗写的《朱元璋传》四易其稿，在1943年该书叫《由僧钵到皇权》是“影射史学”，60年代的《朱元璋传》又改成了“命题史学”，观点跟着形势走这是什么史学呢？

学者搞政治注定是一个悲剧，不好好研究学问偏偏走仕途，一个书呆子怎么能懂得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无常呢？

解放以后，吴晗以大学教授和文人身份成为北京市副市长，可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副市长居然支持把北京的城墙、牌楼和部分寺庙、古建筑都给拆掉，直到今天人们也感到不可思议。吴晗还积极主持挖掘了明十三陵的定陵，造成了不可恢复的损失。吴晗对朋友检举，落井下石反戈一击，钱钟书都说吴晗当年整人也很无情。

在知识圈内说吴晗好话的不多，有人说是欺师灭祖、媚权、篡史等等。吴晗的悲剧不单纯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吴晗太迷信，太听话，在历史大潮中迷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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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承认胡适是老师，但是否认了胡适对自己的帮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这样说也是没有办法。1954年，胡适在大陆的许多弟子与友人都在批判胡适，包括胡适的亲密弟子罗尔纲，但吴晗却始终没写批判文章。罗尔纲认为吴晗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是“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

吴晗虽然与恩师胡适早就划清界限，却没有上纲上线恶毒污蔑攻击。所以谢泳才说，“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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