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大政府”还是“小政府”｜21世纪全球化危机（十二）

秦晖（1953年12月－），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曾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本文内容根据秦晖教授2017年的视频课程「21世纪全球化危机」整理而成，课程总共十三讲，本篇为第十二讲。

接上篇：秦晖：全球化的游戏是怎么玩的｜21世纪全球化危机（十一）

我曾经用一些简图来阐释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权力形式和政治体制的互动。

我们理解的宪政，从普世角度出发，不谈其基督教背景或历史发展，仅就其功能而言，其实很简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契约关系。

统治者的权利是被统治者授予的，目的是让其为被统治者提供公共服务或承担服务责任。

我这里所说的公共服务是一种责任，并非施舍，不是统治者做了就必须感谢，不做就无可奈何。

而是我要求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提供了是应该的，不提供就必须接受问责，甚至下台。

统治者的责任和他被授予的权利应该是对应的。

简单来说，如果你希望他承担更大的责任，为你提供更多服务，你就应该授予他更大的权利，在经济上就意味着让他多收税。

反过来，如果你觉得自由更重要，不希望他的权力太大，甚至希望尽可能小，你就授予他最少的权利，但同时你也不能要求他承担太多责任。

总之，权利大责任也大，权利小责任也小，或者用财政语言来说就是高税收高福利，低税收低福利。

如果这种体制能够正常运作，我称之为“天平效应”。

一个正常的体制应该在多一点自由还是多一点福利之间不断试错，不断循环。

所谓的多党制，其内在的合理性也在于此。

因为不同的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权利和责任的理解肯定不一样。

有些人希望给统治者多授予一点权力，让他多尽责；有些人则不希望统治者的权力太大，因此也不能要求统治者承担太大的责任。

这两者之间经常会循环，因为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各有其优缺点。

如果这两者始终在天平的状态下运作，也就是责任和权力对应，那么至少这种体制是可以运作的，可以持续的。

然而，在两种情况下，这种平衡会被打破。

一种是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导致左派上台时，统治者的责任被追问得更厉害，但权力增加有限，或者说福利要求更高，但税收无法提高。

反过来，右派上台时，老百姓要求减税，进一步限制统治者的权利，同时又不愿意减少福利。

这种情况下，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会造成权小责大，有权无责的不可能的统治，造成国民自由福利双高，我称之为“尺蠖效应”。

图片尺蠖（huo，第四声）

我曾经用尺蠖来比喻这种现象。

尺蠖是一种一收一缩的虫子，收缩代表加强管制，放松代表自由放任。

尺蠖一收紧一放松，虽然不断循环，但实际上都朝著一个方向，这和天平不一样。

天平始终在一个固定的支点上摆动，而尺蠖始终朝著一个方向，即统治者的责任越来越大，权力越来越小。

这种趋向同时满足西方左右两派对最好政府的设想。

关于最好政府，西方政治学中有两种传统说法。

一种说法，右派或自由主义传统认为政府权力越小越好，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即小政府。

另一种说法，如弗吉尼亚权利法案中所述，认为最好的政府是能够提供最多服务的政府。政府作为一个仆人，要最少的工资，干最多的活。

罗斯福新政时期，政论家李普曼曾说：“最好的政府应该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这非常正确；但同样正确的是，最好的政府也应该是能够提供服务最多的政府。”

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同时要求这两样。

如果同时要求实现这两个“最好”，那就如同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显然是不可能的，现实中没有这种马。

如果硬要追求这种，那就会砸锅。所以我认为这是在追求一种不可能的最好政府。

我们只能追求次好的政府，而次好的政府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最好的政府权力应该尽可能小，老百姓有更多自由，即古典自由政府（右派主张）；另一种是最好的政府应该是责任最大，老百姓可以享受最多的服务或保障，即社会民主政府或福利国家（左派主张）。

这两者只能选一样，如果都要，则不可持续，会出问题。

因此，最好的政府是不可能有的，只能在两个次好政府的做出选择。

那么，与最好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如何呢？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

相反，如果马不是被人骑而是骑在人头上，山珍海味都要吃，却不跑，或者跑不跑由它说了算，它跑了你要感谢，不跑你也没办法，这种情况可能吗？

当然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宪政条件下，这甚至是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状态。

即统治者的责任不可问，权利不受限，可以横征暴敛，但不提供任何服务；权力无穷大，责任无穷小。一方面饿死老百姓都不负责，另一方面却可以株连九族。

这种情况显然不是不可能的，但它是不可取的，是一种最糟糕的状态，我们应该避免。

既可能又可取的是我刚才讲的两种政府：权力小责任也小的古典自由政府（右派主张）和权力大责任也大的社会民主政府或福利国家（左派主张）。

这两种政府区别很大，西方人们往往在这两者之间斗争，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权力和责任在宪政条件下是对应的。

然而，在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中，这种平衡已被打破。

在民主国家，人们越来越追求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能的最好政府；而在非民主国家，统治者越来越倾向于推卸责任，权力更大责任更小，以致于老百姓自由不足，福利也不足。

许多人，尤其是西方宪政体制下的思想家，在最近一百年中考虑的都是我刚才讲的两种次好政府之间的选择问题。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现在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在不可能的最好政府和不可取的最坏政府之间的选择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希腊人有一个毛病：既希望政府承担责任，又不愿意授予政府权力，即权力要最小，责任要最大。

在已有宪政民主的希腊，坚持这种做法具有破坏性。但在走向宪政之前，这样的压力恰恰是渐进和平走向宪政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东欧各国，老百姓对政府施加的压力最早其实就是服务问责的压力。

例如波兰老百姓最早提出的要求是市场上为什么没有某些商品，政府说有，但要提高价格，老百姓就质疑为什么要提高价格，你必须保障这些东西，而且必须是廉价的。

正是在这种问责中，一方面横征暴敛受到阻难，另一方面推卸责任不被允许，最后在辞职的压力下，统治者不得不与被统治者谈判。

实际上，这个逻辑结果就是：统治者想骑在人头上，既吃山珍海味，又不跑，这是做不到的，老百姓不允许。

但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也是做不到的。

如果双方达成协议，最终就是我给你吃多少草，你必须给我跑多少。这个协议其实就是宪政。

民主化以前的波兰人和现在的希腊人在这一点上诉求一样。

区别在于，希腊人是在已有的民主条件下仍然这样要求，这不现实，会出问题。

而波兰人，是在还没有民主的条件下，提出这个作为砝码，这个砝码不可能完全实现，但至少可以使统治者的权力逐渐受到压缩，统治者责任逐渐可以受到追问。

这个过程，这种压力，实际上就是走向宪政的压力。

最后签订的协议，当然不会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协议。但如果一开始没有这样一个努力方向，就永远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协议。当然除非发生黑天鹅事件。

因此，如果这个过程迟迟不能出现，又没有黑天鹅事件，那么不仅最坏政府无法消除，而且在不可能的最好政府和不可遇的最坏政府对峙的全球化背景下，已有的宪政民主在全球化中的可持续性也会成为问题。

这是我们在政治上需要探讨的一件事。

另一个问题是，我前面提到的两种尺蠖效应的互斗。

例如特朗普，他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要求政府权力更大，但责任更小，他既反对自由贸易，又反对福利国家。

如果是这种情况，它不仅仅是对外措施，而是一种对内制度设计，那就严重偏离了民主政治的底线。

在文化上也存在类似问题。

对于欧洲而言，现在很多人说他们和穆斯林存在着文明的冲突。

实际上，欧洲自现代化以来就一直面临着穆斯林问题。

在穆斯林问题上，西方一直面对着三股势力：最糟糕的是穆斯林的神权政治（我不倾向于用原教旨主义这个词，因为我认为神权政治的要害不在于教旨内容，而在于是否将教旨强加于人）。

神权政治就是我相信的东西你也必须相信，不相信就消灭你。

这种想法对应的不是某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制度安排。

我不认为只有伊斯兰教才有这种倾向，中世纪的基督教也常常如此，例如宗教审判、异教徒迫害和火刑。

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这些问题才得到解决，也就是西方基督教的现代化过程。

现代化后的基督教接受了几个原则：信仰自由、宗教分离和世俗政府。

严格来说，这不是宗教概念，而是制度概念。

因为几乎所有宗教早期都有政教合一的倾向，并非某个宗教特有。

伊斯兰国家虽然近代化阻力大，许多国家面临的困难也多，但近一百多年来，至少在名义上，我刚才讲的三个原则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尤其在几个主要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印尼、巴基斯坦）的宪法中都有规定。

真正宪法中明确规定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现在并不多（ISIS这种不被承认的另当别论）。

因此，神权政治，也就是政教合一势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到两种不同诉求的挑战。

一种诉求是世俗的威权主义，例如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凯末尔有最终实现民主的诉求。也有最终没有实现民主诉求的赤裸裸的军头，例如萨达姆。他虽然是世俗军人，但显然不是凯末尔主义，没有最终实现民主的愿望，但他也不是神权政治。

还有一种是世俗民主派，他们同时也可以是伊斯兰教徒。世俗政府的支持者，同时也可以有宗教信仰，就像现在西方普遍是基督徒，但政府都是世俗政府，是一样的道理。

欧洲和基督教的民主国家与这一类国家打交道理论上应该没有障碍，事实上，之前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例如土耳其很早就加入了北约，一直要求加入欧盟。

但如果是另外两种，就会产生冲突。

很多人说这是宗教冲突，但我倾向于严格区分文明冲突或者说文化冲突和制度冲突的界限。

我认为现在真正的冲突都是制度冲突，不是文明的冲突。

简单来说，神权政治和世俗政治、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之间有冲突，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逻辑上不能说有多少冲突。

当然，很多人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并举出宗教条文作为例证。

但我要说的是，如果在现行伊斯兰教经典中可以找到镇压异教徒的条文，那么在圣经中同样可以找到。

而且在古代犹太教（犹太教的圣经就是现在基督教的旧约）中也有许多由于不信神而受惩罚的故事。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即使区别再大，也是原始希伯来一神教衍生出的不同品种。

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现在争斗最激烈，但实际上他们的亲缘关系最近。

其他宗教，例如佛教、琐罗亚斯德教、印度教，与这三大宗教相比要更遥远得多。

但现在看起来反而是基督徒和伊斯兰的矛盾最严重。

如果从教义讲，凭什么说这两者的距离更大呢？根本就不是。

导致他们争斗的最重要原因，不是他们宗教条文上的冲突，而是在社会规则上，也就是我们说的制度问题上，有严重的冲突。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几十年来，西方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就是把文化问题和制度问题混为一谈，这个误区是左右两派共同造成的。

直到目前为止，还有人说这两者是一回事。

这种混淆导致两种后果。

一种是认为既然文化是无优劣的，制度也应该是无优劣的；文化应该多元，制度也应该多元。既然和伊斯兰教可以和平共处，那也应该和神权政治和平共处。

另一种则正好相反，由于把文化和制度混为一谈，就认为制度是有优劣的，因此文化也应该是有优劣的，例如基督教优于伊斯兰教，或基督徒优于穆斯林。

我认为这也非常成问题。

我曾经做过一个最通俗的比方：文化就像一种选择的象征，你选择把你的精神寄托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寄托在一个由安拉、耶和华或其他人主宰的超验世界，那是你个人的事，你可以进行任何寄托，这种寄托也没有什么优劣可言。

但能不能把你的寄托强加于人，这是另一个问题。

在过去，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宗教都有这种强迫倾向，但在现代社会中，不应该有这种现象。

打个比方，你信什么就像你喜欢吃什么一样。

你可以喜欢吃中餐，我可以喜欢吃西餐，这可以被理解为两种饮食文化。

但我喜欢吃中餐，是不是强迫你也要跟着吃？或者我喜欢吃西餐，是不是强迫你也要跟着吃？这是另一个问题。

饮食专制和饮食自由可不是什么文化问题。

同样喜欢吃中餐、属于中国饮食文化的人，有些人不反对别人吃西餐，有些人就要反对。

现在我们的用语习惯是文化主要和民族特征挂钩，例如我们吃中餐吃西餐，就说这是饮食文化，但很少有人把饮食专制和饮食自由当作一种文化。

你喜欢过春节，我喜欢过圣诞，这也被认为是一种文化的区别。

但允不允许你过圣诞，允不允许我过春节，一般人们都不认为这是文化的内容。

因此，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习惯的表述（我们现在不习惯于把饮食专制和饮食自由当作文化的区别，只习惯于把中餐和西餐的区别当作文化的区别），那么相应的，我们就不能把神权政治和世俗政治的区别，当作文化的区别。

政教分离和政教合一也不是文化的区别，这是制度的区别。

你信什么那当然是一种文化的区别，例如基督徒和伊斯兰的区别是文化的区别，但世俗政治和神权政治不是文化的区别，这正像吃中餐和吃西餐是文化的区别，而不能把饮食自由和饮食专制说成是文化的区别一样。

之所以要这么定义，最基本的一个根据是语意逻辑，假如你把这两种东西混为一谈，那么你说的话就失去了意义。

如果你说现在我们要搞神权政治，要搞异端审判，据说这也是一种文化，但如果你把它承认为是一种文化，那你首先就已经否定了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存的可能。

我要搞神权政治，不管是基督徒的神权政治还是穆斯林的神权政治，当然都不可能允许异教徒的存在。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最近几十年首先在西方导致了极大的混乱。

这种混乱，我认为可以找到一个源头，这个源头，第一是后现代时代人们对进步主义的一种怀疑。

以前，从启蒙运动一直到马克思主义，都有一种进步主义的史观，认为人类社会一直是在往前走的，现在总比以前好，人们对此很有信心。

因此那个时候人们强调的是制度的不断改进，追求先进的制度，反对落后的制度，而且他们认为这种先进和落后是普世性的。

很多人说普世价值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的观念，其实这是胡说八道。

最主张普世价值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

当然，你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自由主义并不承认。

也就是说什么是普世价值可能会有争论，但有没有普世价值，在当时是没有争论的，人们都认为是有普世价值的。

只不过这个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是自由平等博爱还是公有制，这一点是有争论的。

在那个时候，人们追求的是更新的、更进步的、更好的，人们并没有多少相对主义的概念。

所谓相对主义，现在尤其体现在文化上，叫做文化相对主义。就是说没有什么好不好，就应该多种多样。

那个时候，左派对西方制度的批评是，西方的制度已经过时了，落后了，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应该被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那个时候，他们批判的矛头不是什么西方文化，而是资本主义制度。

可是后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当然也不光是社会主义的挫折，还包括环境污染等等。例如《寂静的春天》代表的对科学主义的怀疑。

与此相应，二战前后的一段时间，整个西方出现了对进步主义的怀疑。这种怀疑影响了左派，也影响了右派。

前面提到皮凯蒂讲过，西方左派对西方本身的自我批判，实际上已经从社会经济批判变成了一种文化批判。

所谓文化批判就是反对文化一元论，主张文化多元论。

原来认为西方和其他国家是有优劣区别的。例如当时很多左派认为西方不如苏联，他们就要改变西方，把西方改变成他们想像中的苏联的样子。

可是后来苏联的真相暴露了，苏联那么黑暗，这样说就不行了。

不行了，但还要坚持原来的批判矛头，那批判矛头在哪里呢？

这个时候，虽然苏联不行，但西方也不是唯一能行的，应该是多元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至于另一个世界是不是最好的，不知道，兴许也没有最好的，但应该允许别人跟你不同。这不错，假如我是基督徒，就应该允许别人是伊斯兰。

可是，如果我允许别人对我不同，那么关键是，这个"别人"是谁。

如果这个别人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与我之外的个人，也就是说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的自由个性，那么实际上你接受的其实就是现在西方社会普遍被接受的，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接受的一种基本自由观念。

可是当时的很多左派，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他们普遍把文化不同理解为一种集体性的不同。

也就是所谓的不同是穆斯林可以与我们不同，但穆斯林自己之间，他们不允许不同。他们可以自己在那里搞神权政治，这也是一种文化。

如果这样理解，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穆斯林不到西方，这个问题还不大，如果到了西方这个问题就大了。

西方社会本来是一个你可以是基督徒，也可以是穆斯林的社会，但每一个人的信仰都只能是你自己的信仰，不能要求别人。

现在很多穆斯林来到了西方。

如果他们的信仰也只约束他们自己，那没问题，西方社会完全接纳，而且可以接纳。

如果这些穆斯林还想要约束别人，那就和西方现成的制度产生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即使你不是穆斯林，而是一个中世纪的基督徒。说，我要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修道院，要实行修道院的严格戒律，这个戒律不仅我要遵守，而是你也要遵守。

那现在的西方社会能接受吗？当然是不行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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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哥|澳大利亚|3

重回宪政民主之路并还政于民乃美国拨乱反正的第一步。民选的政府理应是一个人数很少干事很多的谦卑的公仆而非一个庞大的吸食民脂民膏却毫无作为只会欺压民众的深层政府。仆人就是仆人，无论是公仆或私仆，都应该是干活多权力小的人而不是相反。

---天空下|重庆|2

俄罗斯这种国家算是多党制吗？

---林强|四川

最好的政府不可能是权力最小的政府，没有权力哪来的国家能力，国家权力大，民间反制力量也大，互相制约才行。

---杨先生翡翠|江苏|2

你说到点上了，美国人民持枪权就是这种底层逻辑思维

---小易|福建|1

你糊涂了

---东西南北中|海南

大官府小官府，

秦晖选哪款？秦晖对国企改革总是这也不行，那也不好，能否提个方案，免得群众斗群众！

---从头越|广西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贵有自知之明。制度的事也是你这号人能瞎咧咧的？

---东西南北中|海南

酒桌上常有话唠和荤段子，看秦晖的文字是否有上了学界酒桌的感觉？三句话的事要写上万字文章。一页纸的事那就要出本书。放P要脱裤子……

---一无所知|山东

博弈论中的不合作，

---林强|四川

不应该在文化问题上继续了，文化的准确概念到底是什么，谈论一个没有公认的准确概念的东西，那维特根斯坦就有意见了。再说秦老师不就在谈论某种制度是怎么来的吗，那谈论制度是怎么来的，就得从制度之外找原因，如果制度的原因是另一个制度，那既是一种循环论证，也是等于承认了制度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