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网友转发的图片，写的非常精彩，文字如下：

“百代皆行秦政制(即君本位法术势三位一体)”的中国，正因为数千年全都奉行这种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把人民关进笼子里，令到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丧失了自我更新与自我进步的功能。

“中国人主体未达到人格状态，最易于培植专制主义，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长期以来，宗教，道德，法律联在一起制造‘恐惧’，人或是生活在恐惧中，或是用恐惧来统治人。以‘恐惧’为主要范畴的专制主义，禁闭了人的意志与思维”(黑格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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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注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官治、官有、官享”而非“民治、民有、民亨”的。维护宗法血缘、亲缘和人身依附价值的至高无上，是历朝历代的制度选择。

每当面临选择时，“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原则，成了保底的底线。不由分说，统治阶层历来都会依照保亲不保疏、保内不保外、保己不保人、保族不保国、保权不保民的原则，做出于己有利的选择，放弃于己不利的选择。

“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是所有人治专制国家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公权力的私有化，也决定了权力的自利本性会被绥靖、被骄纵、被放大。

由此，官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猜疑甚至诈欺，早已成了中国社会的慢性病，成了民族道德溃败的主要病兆。

官方常会猜疑“所有的团体都想秘密谋反”，民间则是“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死的蹊跷，更能引起中国人强烈的猜疑了”(史密斯语)。

一百多年过去了，“官疑民反，民疑官欺”的这一类官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化解了吗？淡化了吗？没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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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干部训政的实质，仍然是传统的权力自我合法化与自我合理化！

什么叫权力的自我合法化，自我合理化？

就是官员自我授权，自诩高明，自诩正确，自我表扬地行使公共权力，也就是“法无定规，权随人变”。

因而，这种熟门熟路的精英治理传统，不是用分权制衡去解决制度缺陷。

几千年下来，就是靠“正心诚意修身”去规范权力，用德治去替代法治的，当下的上级任命制与等级授职制之下，自上而下地赋予一元化权力给干部，产生干部决定论就是必然的。

然而干部决定论论来论去，人的道德质素即“修身齐家”，成了治国平天下的关键。干部上任前，都有诫勉谈话，要求干部“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戒非分之想”，做一个道德超人。

这类约束与监督，无异于完全忽视人性本质，靠坐怀不乱去抗拒投怀坐抱的美女诱惑，其结果是都学会了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式的伪善(实则是人格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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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真的撼山易，撼官本位、权力本位难吗？

没错。只信仰当官和掌权，固守干部训政制度不变，也就是坚持人治专制制度不动摇。官本位、权力本位之所以摇撼不动，在于它是一块“别人闻着臭，自己吃着香”的臭豆腐，合乎已丧失了自我更新与自我进步的机能的中国人的舌尖与胃口。

你知道中国人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绝不仅仅限于政治体制，更是一种深入全民族骨髓的价值体系甚至人格基因，一种总有临床症状的病原菌。

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可能都是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带菌者。专制的猛虎不但伺伏在每个人的身边，还蛰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权力具有无人能比的世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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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治体制，沿袭了权大法小，官贵民贱；

我们的分配制度，沿袭了生产者供养食利者，劳力者供养劳心者；

我们的经济制度，沿袭了权力配置资源。

市场不敌官场、权利不敌权力的特征，

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钱包”——你的身份、特权决定你的收入、待遇，而不是你的劳动、能力与贡献决定你的收入。

国内高收入、高保障的官场生存与低收入、低保障的市场生存这两种活法，证明中国的市场化变革早已惨败于官本位的权力身份社会了，也证明贫富悬殊是私权利被公权力侵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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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卑贵贱两重天的——你当老百姓不得不恭顺屈从，你当官又不得不恭上倨下——两种禀赋与气质分别来自哪里？

来自生活在两条船上的两种人，全都出自同一个有权无权、有贵有贱、有亲有疏、有肥有瘦、有富有贫的二元的、双轨的制度安排，说到底，全都出自一个少数人特权化生存与大多数人弱权化生存的体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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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国内的“强政府，假市场，弱社会”生态，是个“三个世界、两种制度”格局：

国企是第一世界，外企是第二世界，民企是第三世界。

两种制度则是价格双轨制(竞争价格与垄断价格），两种企业制度（弱权企业与特权企业），两种交易制度（自由交易与强迫交易)。说到底，

在一个半吊子市场上，权力搅市场总能搅出大毛病，大弊端。

如今中国最缺的已经不是财富，而是发财致富的规则。

发财不难，难在君子求财，取之有道上。

也就是说，靠市场配置财富是取之有道的，靠权力配置财富则是取之无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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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官治、官有、官享”状态，是官民奉行同一个价值观与行为规则的结果，也是官民暴露出同一类人格缺陷的结果。

为什么会有“官贪民刁”的恶性互动？因为官民同根，谱系一家嘛。

所谓官，不就是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老百姓吗？

所谓民，不过是渴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候任官员罢了。

中国古有“富不为官”一说，潜台词就是“贫则当官”——出身越是卑贱的草根一族，越是执迷于人身依附关系，先当鸡做犬后当官掌权，以至于鸡鸣狗盗、鸡毛上天之社会状况欣欣向荣、无比昌盛。

近代以来，靠血亲、人脉、小圈子与人身依附飞黄腾达的，比比皆是。

但凡一个人，只要你精于人情，老于世故，孜孜以求又能卖身投靠，“向上爬”并不难。

“向上爬”作为老百姓普遍的人生目标，支持了“一朝有职级，终身有身份”的“能上不能下”潜规则，也支持了“一阔脸就变”“富易妻，贵易友”的潜规则。

国内这种官贵民贱、权大法小的常态，与西方官员“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常态，不是大相径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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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塑造出了中国人的道德堕落：

“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

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

曰“不洁如豕”，“游民乞丐国”，

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

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

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

曰“放纵卑劣”：

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陈独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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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曾把干部们整肃得人人挨斗，个个褪皮，当年被整得家破人亡的干部不在少数，如今也有贪官被惩治得家破人亡，但正如朱元璋的皮擅草也无法阻遏“有人漏夜赶科场”一样，文革把不少干部整得家破人亡，也无法阻遏中国人要前仆后继地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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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智下愚”政策刻意训练出中国人的奴性，两千年日积月累的笼子禁锢，把冷暴力弄成了中国人自我克隆、自我繁殖的一种自虐生活方式。

连家长也都习惯了从小就打骂训诫孩子，习惯了左不准右不行地发布禁令，而不是鼓励孩子去探索什么尝试什么。

被关进笼子里的中国人成了“类人孩”(余世存语），发生了近亲退化、人格退化、智商退化、情商退化、能力退化甚至种群退化，退化出一种匍匐在权威脚下的“无限谄媚、无限雌伏”(王小波语）精神，无疑是热暴力与冷暴力交替施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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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好制度也能防止坏人做坏事；因而大众对于贪腐的敏感，远远大于对制度性缺陷的敏感。

其实，决策错误造成的资源浪费比贪污可怕得多，制度缺陷造成的资源错配与贫富不均，远比官员贪贿严重。

譬如“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高达2亿吨，按照每吨产能投资5千元计，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浪费已达1万亿元之多了”(成思危语）。

又譬如“政府经济特权”和“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垄断”(杨小凯语)，

“通货膨胀被用于壮大国家资本”(刘易斯语），

国家的投资榨空了民众的消费，所造成有亲有疏的苦乐不均，远比贪腐严重。然而中国人仍旧是只恨贪官，不改制度。

究其深层原因，不是由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民族性格决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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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秦始皇等那些依仗手中掌握的武力和强权，极端残暴专横——

视生命为草莽、杀人如麻，视众生为畜生予以畜化奴化驯化，不惜焚书坑儒以消灭良心良知、毁灭人类思想；

自己却不择手段、极力寻求长生不老、万岁万万岁的君主(君本位法术势的代表，也就是以极端权力和自我为中心的代表），

一直以来，竟然都是中国人无限敬畏、无限崇拜和顶礼膜拜的“成功者”和“大帝”（“英雄”和“圣上”)，

而且越是残暴专横、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的，越是受到尊崇。

这看似可怜可悲又可恨，实则是弃善从恶、走向邪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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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原文章，只找到大意相同的一篇：

[经济现象] 为什么中国只反贪官、不反制度？

他的书中找不到这篇文章   奇怪

戒急:成功的变革其实最平静 [平装] ~ 杨连宁 (作者)

因为中国人恨的其实不是贪官，而是恨自己没贪上。因而，只办贪官、不改制度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国人不愿过一种谁都贪不上了的没劲儿生活。

譬如中国人满世界自诩说，我们中国人的家庭亲情比西方人浓厚。其实，这也是中国人在为自己的“啃老”“坑老”辩护，在为“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内亲外疏的潜规则护短，为中国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护犊子。

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官治、官有、官享”而非“民治、民有、民享”的。维护宗法血缘、亲缘价值的至高无上，是历朝历代的制度选择。每当面临选择时，“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原则，成了保底的底线。不由分说，统治阶层历来都会依照保亲不保疏、保内不保外，保己不保人，保族不保国，保权不保民的原则,做出于己有利的选择，放弃于己不利的选择。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是所有专制国家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公权力的私有化，也决定了权力的自利本性会被绥靖、被骄纵、被放大。

“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有的富人几乎都是权力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1792年访华的马格尔尼还看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老百姓都面有菜色，但ZF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你发现官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猜疑甚至诈欺，早已成了中国社会的慢性病，成了民族道德溃败的主要病兆。在华生活了22年的另一个“中国通”史密斯发现，官方常会猜疑“所有的团体都想秘密谋反”，民间则是“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死的蹊跷，更能引起中国人强烈的猜疑了”。一百多年过去了，“官疑民反，民疑官欺”的这一类官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化解了吗？淡化了吗？没有吧？

国内的“官治、官有、官享”状态，是官民奉行同一个价值观与行为规则的结果，也是官民暴露出同一类人格缺陷的结果。为什么会有“官贪民刁”的恶性互动？因为官民同根，谱系一家嘛。所谓官，不就是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老百姓吗？所谓民，不过是渴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候任官员罢了。中国古有“富不为官”一说，潜台词就是“贫则当官”——出身越是卑贱的草根一族，越是执迷于当官掌权，鸡毛上天。

近代以来取消了科举，做官也没了障碍，靠血亲、人脉、小圈子与人身依附飞黄腾达的，比比皆是。但凡一个人，只要你精于人情，老于世故，孜孜以求又能卖身投靠，“向上爬”并不难。“向上爬”作为老百姓普遍的人生目标，支持了“一朝有职级，终身有身份”的“能上不能下”潜规则，也支持了“一阔脸就变”“富易妻，贵易友”的潜规则。国内这种官贵民贱、权大法小的常态，与西方官员“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常态，不是大相径庭吗？

文革曾把干部们整肃得人人挨斗，个个褪皮，一时不敢再当干部，连干部子弟都一度避之不及；可如今呢？干部子弟当工人、当农民的还有吗？别说井下挖煤的，工地上盖楼的没有干部子弟，你能从工厂的流水线上或餐馆酒店的服务生里给我找出个把干部子弟来，也得花你一番功夫，还不一定有收获呢。当年被整得家破人亡的干部不在少数，如今也有贪官被惩治得家破人亡，但正如朱元璋的扒皮揎草也无法阻遏“有人漏夜赶科场”一样，文革把不少干部整得家破人亡，也无法阻遏如今中国人要前仆后继地当官。

正因为“百代皆行秦政制”，数千年全都奉行这种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把人民关进笼子里，令到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丧失了自我更新与自我进步的功能。“中国人主体未达到人格状态，最易于培植专制主义，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长期以来，宗教，道德，法律联在一起制造‘恐惧’，人或是生活在恐惧中，或是用恐惧来统治人。以‘恐惧’为主要范畴的专制主义，禁闭了人的意志与思维”（黑格尔语）。

很显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智下愚”政策刻意训练出中国人的奴性，两千年日积月累的笼子禁锢，把冷暴力弄成了中国人自我克隆、自我繁殖的一种自虐生活方式。连家长也都习惯了从小就打骂训诫孩子，习惯了左不准右不行地发布禁令，而不是鼓励孩子去探索什么尝试什么。被关进笼子里的中国人成了“类人孩”（余世存语），发生了近亲退化、人格退化、智商退化、能力退化甚至种群退化，退化出一种匍匐在权威脚下的“无限谄媚、无限雌伏”（王小波语）精神，无疑是热暴力与冷暴力交替施虐的结果。

两千年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塑造出了中国人的道德堕落：“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陈独秀语）。

我们常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好制度也能防止坏人做坏事；因而大众对于贪腐的敏感，远远大于对制度性缺陷的敏感。其实，决策错误造成的资源浪费比贪污可怕得多，制度缺陷造成的资源错配与贫富不均，远比官员贪贿严重。譬如“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高达2亿吨，按照每吨产能投资5千元计，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浪费已达1万亿元之多了”（成思危语）。又譬如“ZF经济特权”和“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垄断”(杨小凯语)，“通货膨胀被用于壮大国家资本”（刘易斯语），国家的投资榨空了民众的消费，所造成有亲有疏的苦乐不均，远比贪腐严重。然而中国人仍旧是只恨贪官，不改制度。究其深层原因，不是由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民族性格决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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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评论，让人悲哀的评论：

楼主发牢骚，埋怨中国人为什么不去反制度。埋怨中国人不推翻制度也是应为想当官贪污。楼主你是在污蔑中国，污蔑中国的老百姓。老百姓为什么不反对制度？告诉你，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制度总体上是好的，是带给他们安宁、幸福和机会的制度。他们知道，如果换了制度，没有什么制度会比现在制度更好！如果换了制度，中国就会像苏联般分裂，像南斯拉夫般打仗，像印度农民一样穷困！现在中国发展起来，老百姓好不容易过上吃饱穿暖、社会安宁的生活，中国国力好不容易在国际上可以和强国比比了，你他妈想鼓动造反？搞动乱？是不是想毁掉中国？是何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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