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語 2020-03-02 4375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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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 资料图

刘冉

随着各地高考成绩的陆续公布,另一个难题再次摆在了高考考生和家长的面前——选什么专业。这不仅决定着考生们大学四年的学习方向,甚至与未来从事的职业领域息息相关。每年关于“毕业即失业”“文凭无用论”的讨论,更是让他们慎之又慎。

教育文凭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学术概念。当今社会大概人人都对“本科生就业难”和“研究生遍地走”有所体会:从考上大学就等于鲤鱼跃龙门,到北大毕业生卖猪肉成为新闻,再到中学教师招聘开始要求海外名校博士生,我们似乎很快就对学历贬值和各行各业不断水涨船高的学历要求见怪不怪了。

不过,将看似不言自明的社会现实理论化、系统化地表述出来,仍然是社会学者需要完成的工作。令人惊叹的是,早在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兰道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清晰地阐述了教育系统扩张和文凭通货膨胀的来龙去脉;这本基于美国历史写就的著作,对照近四十年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也完全不显得过时和错位,可见出色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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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一种低效率的组织形式

关于教育扩张和文凭贬值,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解释是随着技术和产业升级,工业社会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而教育市场对此作出了反馈。这种基于功能主义传统的技术精英管治迷思正是柯林斯首先想要驳倒的靶子,因此他用翔实的数据反驳了以下两个习以为常的认知:其一是教育扩张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其二是高技能需要通过高教育获得。

柯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水平的攀升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工作技能升级带来的需求,也就是说,社会中存在“教育过剩”;虽然教育水平的确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但这并不是通过提升工作技能来实现的。

确实有一小部分工作受益于科学和技术教育,但这并不是推动教育大规模扩张的动力。未来大部分人都成为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是不可能的。发达国家里增长最快的工作职位是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作,在这些行业,雇佣人类劳动力比自动化更廉价。

事实上,工作技能更多是在工作岗位中通过非正式方式习得的。

回忆起大学生活,许多人也许对此深有同感。如果从纯粹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大学里学到的专业技能十分有限,许多毕业生的专业更是与之后从事的工作毫不相关,即使专业对口,也经常需要经过额外的培训才能上岗。

对大部分工作来说,要想胜任它们根本不需要在大学里呆4年之久,更不必提攻读硕士和博士了。其实,校园时光中很大一部分被社团活动、打工和恋爱占据着,而这些与学习并不直接相关的活动已经被建构为大学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学习成绩与未来的事业成就关联度也很低,往往只是在申请更高的学位时才有意义。在每一个攻读学位的个体看来,面对学位贬值,最好的回应就是获得更多的教育。

文凭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空洞的符号,它除了能够反映持有者在学校里度过了特定时间之外,并不能真正反映个体的能力。学校教育被建构成为一种神话,源源不断地印刷着学位证明,同时创造和供养了数百万“闲职人员”,然而无论是在培养职业技能,还是推动科学进步方面,大学都是一种效率很低的组织形式。

说到这里,《文凭社会》背后的理论主线也已经浮出水面,那就是教育社会学里长久以来的核心问题: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教育扩张究竟减弱还是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委托研究的《科尔曼报告》(又名为《教育机会均等》报告)发表以来,社会学者始终在探讨这一问题的答案。《科尔曼报告》认为,相比家庭背景,学校设施和条件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结果在研究方法和实证层面都面临了诸多批评。在此后50多年的研究中,学校教育始终是社会学者们探究社会公平的重心之一。教育扩张更是所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在许多发达国家,高中教育已经基本普及,甚至大学教育也开始成为标准配置。

现代化理论学者认为教育扩张能够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打破阶层壁垒、促进社会平等;再生产理论学者则认为学校教育复制了原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不仅加剧而且正当化了社会不平等。

50多年来,世界各地的调查研究为两方都提供了实证证据,教育社会学者的一个共识是,教育体系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平等化,但在高等教育领域,基于家庭背景的社会不平等却可能因大学在专业和质量上的横向分化而愈演愈烈。

本书中,柯林斯跳脱出了两者视角,在探讨结果之前先去探索原因。教育系统究竟为何会不断扩张?

功能主义学者认为教育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工作者的责任,冲突理论学者则视教育系统为统治阶级规训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二者都将教育扩张视为一种理性策略的产物。 而柯林斯认为,教育系统的本质是一种人为强行规定价值的通货,而教育扩张可能是非理性的。与其说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培养社会化的、具有合格工作技能的劳动者,倒不如说在科技发展逐渐取代中产阶级工作之时,教育扩张将大批青年留在校园,直接减少了市场上的劳动者,从而防止了失业率的攀升,同时制造了大量原本不必存在的教学与行政管理岗位。因此,教育系统的扩张实质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科技升级带来的失业危机面前免于崩溃。

这也是柯林斯在第七章中揭开的又一层“皇帝的新衣”:现代社会的工作中有许多都是没有实际功能的“闲职”。在许多发达工业国家,技术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早已能够令许多人无需工作也可获得基本生活所需。去年芬兰开展的“基本收入实验”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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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应再作为生产文凭和决定职业道路的工具

其实,工作本身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分配价值:占有工作机会意味着能够得到更多财富和权利,因此,工作仍然是不同阶级争夺的重要资源。当技术发展取代大量工作,为了防止失业危机,发达工业社会就必须不断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无论社会是否真正需要这些工作。同时,我们把“娱乐休闲”融合到了工作中,从而延长工作时间、拓展工作内容;这不仅包含平时上班时的喝茶、看报、摸鱼、躲老板,也包括团建、年会、外展等越来越多与工作内容没有实际关系的职业活动。

教育系统中就包含了大量闲职工作。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教育实际上是无用甚至有害的呢?这并不是柯林斯的本意。毕竟,工作技能只是社会需求的一部分;丰富和稳定的人类社会离不开看似无用的娱乐、艺术、文化和道德,培养“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也可以是大学的终极目的。

柯林斯揭开的只是教育的一层虚伪的功能主义面纱。他让我们认识到,学校并不是独立于权利和阶级而存在的桃花源,也不是纯粹为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存在的象牙塔;如果忽视了教育系统中的文化生产过程与权力关系,就无法意识到它完全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维系特权和掩盖社会不平等的工具,这才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危险。

长此以往,文凭的不断膨胀将引发文凭的不断贬值和学校信用的持续下滑,最终可能导致不平等、歧视与异化发展到荒唐的程度——也许未来某一天,技术工种将会要求二十年的博士后经历。

面对教育扩张和文凭主义带来的问题,柯林斯认为,“文凭凯恩斯主义”是一种比较诚实的立场;它公开承认教育扩张的主要功能是抵抗生产过剩和工作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因此,无论是文凭主义还是闲职工作都应当纳入经济规划的一部分。不过,柯林斯自己倾向于一个更为激进和相反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文凭废除主义”,例如,彻底禁止在雇佣过程中要求学历等;由于学历与阶级、种族等因素息息相关,学历要求本质上是一种歧视。在美国,1970年代就已经有司法先例挑战雇佣过程中的学历歧视。

不过,文凭废除主义并不意味着废除学校本身,而是让学校回归其本质的知识生产和传授功能,不再作为生产文凭和决定职业道路的工具而存在。当教育歧视已经成为维持阶级壁垒的工具,废除学历要求才能为真正的平等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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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地位建立背后的博弈

作为一名社会学博士生,我在阅读和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经历了比较痛苦的自我挣扎。在《文凭社会》中,柯林斯以医学、法学和工程学为例指出,人们敬仰和信任的专业地位并不一定是基于专业技能建立的,而很可能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建构。

例如,为什么在美国,法学院和医学院必须先获得本科学位才能进入,而在其他国家则未必如此?为什么早在医学成为一门有效和可信的科学之前,还在使用各种可疑疗法的欧洲医生就已经被建构成了一个令人尊重的职业?在同样的领域内,为什么医生、护士和护工的准入门槛与专业地位相差如此之大?为什么工程师在美国、法国、英国和苏联的培养路径和地位截然不同?在这些过程中,有权发放执照和主导考试的专业协会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柯林斯揭示了专业地位的成功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仪式性的程序、自我理想化的论述、难以标准化的评价系统、一定程度的秘密性和神秘感。同时,专业协会通过垄断机会维系着不平等的性别与权力结构。不难发现,这些要素对大部分人文和社会学科同样适用:社会学家自身的地位又何尝不是如此建构起来的呢?

距离本书第一次出版已经过了近40年,当今社会的许多变化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工程师虽然是现代工业社会最庞大、最重要的专业群体之一,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并不算太高。柯林斯认为,这是因为工程师内部的分化和矛盾导致工程学没能成功将自身建构为一门精英职业。

如今,随着信息产业技术的蓬勃发展,电脑与软件工程师已经成为美国收入最高的新兴精英群体,硅谷的风头不再逊色于华尔街;“不作恶”等利他主义修辞也开始为科技公司建构出耀眼光环。同时,这些职业并不像法学和医学一样高度依赖家庭资本,从而为底层和移民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可能。

信息技术产业内甚至开始出现与文凭主义直接对抗的新思路,例如,近年来纷纷涌现的各种求职导向的短期编程密集培训班,以及不发放学位的免费编程学校等。此外,名校免费线上公开课的流行也开始将知识、金钱与文凭三者剥离。

这些新的现象似乎挑战了柯林斯的文凭主义理论体系,但仔细观察之下,会发现柯林斯理论的生命力:为什么在明明可以免费修读的公开课平台上,仍然有着费用不菲的“证书”系统,甚至最近还出现了与美国研究生学费同样昂贵的学位申请系统?仅仅拿着公开课的修读证明,仍然很难通过科技公司的简历关;许多程序员孵化班也要求申请者拿其他专业的硕士甚至博士学历作为敲门砖。即使在技术标准化最强的行业,学历仍然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力。不过,新技术的发展也许最终能够为文凭废除主义提供一种更可行的分支选项。

柯林斯能够正视教育系统内部的社会建构、阶级冲突和权力关系,揭示一个保护着社会学者自身学术地位与物质基础的错觉,这需要强大的自我反思意识与勇气。而对读者来说,本书也许可以被视为文化社会学在教育社会学领域的一个案例分析。

它所带来的启示也不仅仅限于对文凭的祛魅和对文凭通胀的解释。当然,很多读者也许并不会同意柯林斯最后提出的文凭废除主义方案,但相信通过本书,读者们可以一窥社会学家对理想社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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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阿語#1.  阿語 at 2022-07-02 23:55:11(Normal)  分享鏈接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家家都要考大学,全民鸡娃,不管什么家庭都在拼命地让孩子考大学。。。

为什么?

其实还是社会不公平,没有福利保障造成的,

社会不公,没有保障,只有考上大学,有个正式工作才能生活稳定,有五险一金,甚至进了体制还有双轨制高人一等的福利。

否则自己交社保,医保,风吹日晒,没有退休金,生活很不稳定。。。

甚至只能从事底层的服务与劳动。。。

这是根源!

为什么外国没有那么多人拼命上大学,因为人家福利保障到位,人们即使不用上大学也能有个安稳的生活。

而且各种工作,差距并不大。就象蓝领也能有很好的收入,也能活得很体面。

甚至清洁工也是高收入,还能提前退休。

我们呢,清洁工是最底层,干最脏最累的活,拿最低的收入。

他们能不盼望子女上大学有个好工作么,谁也不愿意去做清洁工。

甚至好多人拿清洁工做反而教材,激励孩子努力考大学。

我早就说过:什么时候清洁工能比银行职员的工资高,那自然就没有那么多人鸡娃考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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