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和一群对媒体有兴趣的年轻人做了一次读书分享。碎片式的断想，拉拉杂杂记下来，权做备份。

1、做新闻为什么要多读书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感知决定传播，认知决定方向。感知说的是共情能力，你的神经有多细腻？能不能捕捉那些最动人的细节？而这决定你的作品传播有多广。认知则是判断力，一个事件有很多切入角度，你能看到多少？哪个角度才是最切题的？如果方向错了，再细腻也没用。

而要提高认知能力，一靠阅历，二靠读书，比起阅历，读书是更快捷的方法。读书不会立竿见影，但效用很持久。

我以前一直强调“新闻教育要向蓝翔技校学习”，不是说读书不重要，这里的区别是：新闻技术（采访突破拍摄剪辑等）需要手把手教，但读书可以自己看；另外，认知不足可以从基础干起（年轻人一入行就去做深度报道，做特稿，写评论是不对的），但如果不会技能就不会做事。

但如果想走得远一点，就必须提升认知，多读书就非常重要了。

2、看什么书？如何看书？

看书是指学术书，或者说思想类的书籍，网文小说不算，那是娱乐。

我个人的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

1、不求甚解。我看的第一本学术书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虽然那已经是偏通俗的书了，但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难度仍然很大。但看不懂的也没关系，能看懂多少算多少。学术书最大的门槛就是有一些术语，不要怕，你把它理解为“互联网黑话”就行。

2、好的入门书。不建议一开始就看原典，没必要，做新闻又不是要做论文。刘擎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就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我觉得这跟刘擎在“得到”先开了课程有很大关系，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上面下了很大功夫。另外，也不要瞧不起“得到”，“得到”在普及知识上功劳很大。不要被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虚荣心影响。原典带着的是当时的问题意识，跟我们今天有很大不同。所以，可以先看中国人的书，从了解二手信息开始，嚼过一遍的内容更容易消化。

3、带着问题看书。看书是为了找答案，或者是为了跟人吵架。我当初看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人骗的”，以及“为什么这么容易被骗？”另外一个驱动就是为了上网跟人吵架，人家跟你说了一个什么人什么概念，你不懂，吵架就很被动。

...

大致说这些，总之万事开头难，后面就容易了。

下面就以刘擎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为线索，来谈读书对做新闻的帮助。

3、现代性与丰县

现代性是什么？按互联网黑话翻译过来就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用“现代性”比较省事）。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所以理解这个社会的特征就非常重要，而韦伯是定义了现代的人。

这个划分或者说定义，对于我们理解新闻事件，乃至理解中国就很有用。比如丰县事件，在我看来，就混杂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种种特征。这里面有些是属于前现代的：贫穷、闭塞、野蛮等，中国的妇女拐卖现象主要是因为贫穷导致的，包括农村精神病人的自生自灭，这些都是典型的前现代特征。假设你去那个地方采访，操着一口现代文明的话语，当地人根本听不懂，这就太居高临下了，最后必然沦为自说自话；有些是属于现代的：比如个人权利、政府责任、媒体监督等，都适用于现代话语，这是一只脚迈进了现代，一只脚还在外面的中国特色问题；还有一些是属于后现代的：比如互联网的传播效应，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互不理解等。

如果理解何谓现代，你就能明白别人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么说。比如我们做的《中国拐卖妇女的想象与真相》，其实就是在向后现代的都市年轻人解释前现代的中国农村是怎样的。

同样，如果知道韦伯说的现代理性和“除魅”，就更容易理解春季放鞭炮的内涵。理性当然是个好东西，我们现在的大部分好处都拜它所赐，但由此导致的信仰危机也是一个大问题。

春节放鞭炮从现代理性看（包括医学方向的健康理念和政治上的尊重个人权利）当然是不对的，但如果从信仰缺失的角度看，春节几乎是中国人唯一的信仰仪式了，难道不值得尊重吗？就不能从群体出发牺牲几天的个人权利吗？当很多人从现代理性的角度觉得放鞭炮很傻的时候，到底谁更傻呢？

所以知道一点韦伯，对我们做新闻判断是非常有帮助的。

4、波普尔与认识论

一般说来，我们会认为哲学很空，离现实很远。这里先从哲学的认识论开始谈。

谈波普尔之前可以先谈休谟。我为什么一直对逻辑要求很严苛，一个原因就跟看了休谟有关。休谟告诉我们因果律是很不靠谱的，通过归纳得出的因果关系并不具备必然性，很多时候不过是我们的心理需求罢了。另外，休谟还认为我们很难认识结果的全部原因。有一句话叫“原因的原因的就不是原因”：假设一件事是另一件事30%的原因，0.3的三次方是多少？所以我们分析一件事，切忌逻辑松散，东拉西扯，要每一拳都打在同一个位置。

有两种认识论，一种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亘古不变的真理，人类的任务就是发现真理然后实践就好了。一种不认为有这样的真理，如果从休谟出发，你对真理就会抱着极大的疑虑。而波普尔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他提出了“证伪”的方法。首先，一个不能“证伪”的理论就不具备科学性。比如辩证法，怎么说都是对的，那就没意义，只是一种诡辩理论。然后，从证伪的角度，理论只是猜想，只要有一个反例就能推翻，所谓“真理”，只是有待证伪、局部暂时正确的理论。“真理”是一个持续不断更新的过程。

好了，为什么说看似很空的认识论其实离我们很近？想想看，如果人类的任务是认识永恒的真理并实践之，应用在历史领域，就是“历史决定论”，通过对过去的归纳总结发现历史必然的规律。很熟悉吧？告诉我人类历史的必然规律是什么？都还记得吧？

既然已经发现历史必然的规律，那应该怎么做？当然是“跑步进入XXXXXX”啊。如果你是历史进步的绊脚石，那扫除你不是很正常吗？这就是《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第三章《20世纪的教训》里面说的，为什么可以杀人而没有道德负担？因为你认识到了真理并在实践真理，在宏大的目标面前，某个具体的人就不重要了，都是小节。

相反，如果归纳法推不出真理，如果根本不存在永恒的真理，人类是不是就会更审慎一些？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保护个体而不是为了某个宏大目标牺牲个体，而个人也不能轻易找到借口推卸自己的道德责任。

再想想，思想解放的那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就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吗？再进一步想想：如果这句话是对的，那历史决定论就是错的——其石破天惊之处，就在于此。

为什么我们的考试中充斥着“标准答案”？从认识论的角度，首先是认为一切都有标准答案。而只有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批判性思维。再想想最近热门的ChatGPT，在这个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刷题高手”面前，如果没有批判性思维，我们以后怎么办？

下面谈谈为什么我们会相信有永恒的真理（为什么容易被骗）？因为它符合人类对确定性的心理需求，追求确定性就是追求安全感。人类几十万年来一直生活在不安全中，对安全感的追求是根植在人类的动物本性中的。

举个例子，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想考编？不就是为了追求确定性和安全感吗？再比如，为什么人们总是希望伴侣的感情一直不变？为什么结婚要承诺白头偕老？这都是在追求确定性和安全感。

这无可厚非，但遗憾的是往往事与愿违。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最后你一样都得不到。

我以前是三线厂的工人，在那个时代是最有保障最令人艳羡的职业，比今天的公务员还有保障（子女还能接班），但最后改制破产的时候，这些工人比农民还要惨。再比如说，如果你一天到晚跟伴侣确认“你爱不爱我”，你觉得最后会发生什么？如果你对确定性有如此高的要求，你还敢进入一段情感关系吗？相反，如果你认识到不确定是必然并接受它，你是否会更看重当下和自我？你是否会更加从容和勇敢？

所以，回到开始的问题：哲学离我们远吗？认识论不仅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大环境，也影响了我们的人生态度。

5、哈耶克与经济学

关于哈耶克可以重点聊一下经济学思维。如果媒体人必须了解一门专业学科，我倾向于是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因为经济活动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现象：我们一天到晚最重要的事情不也是上班挣钱吗？

经济学对我最重要的一个启发就是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情绪本能和朴素认知。

传统教育教我们的，都符合我们最朴素的认知和体验：我们在工作感受到了痛苦，那么资本家一定就是坏人；我们觉得收入太低，那么一定是有人赚取了我们的剩余价值；农民地里土豆一毛钱一斤，卖到我们手里要一块钱，一定是因为中间商太贪婪；牛奶被倒到了地沟里，市场一定存在配置的极不合理……由此，万恶之源就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于是我们渴望存在一个没有剥削，没有浪费，按需分配的世界。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最后得到的是一个效率低下、普遍匮乏，甚至多数人没有人身自由的社会。用哈耶克的话说：通往地狱的路，是由我们的善良愿望铺就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对经济活动的复杂性缺乏认识，计划经济的社会实践证明了一件事：人类根本不具备计划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的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比如去年，你会看到，即便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政府，有着最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最具服从性的民众，一旦切断了市场的运行，立竿见影的造成了基本生活资料的匮乏。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就是对市场的运行机制缺乏基本认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理认识不够。比如交易成本，拿出租车和网约车为例，以前出租车要达成一次交易是怎么做的？司机不知道乘客在哪里，要开着车四处巡游；乘客也不知道司机在哪里，只能在街边守株待兔。想想交易成本有多高？而现在多么省事？再想想快递外卖行业，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变化？那么像滴滴美团这样的平台，按传统的认识，是不劳而获的中间商，是剥削劳动者的黑心资本，但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难道不值得被奖赏吗？从提升消费者福祉的角度，难道不值得褒扬吗？所以，认知决定了你的判断。

最后想谈谈何谓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就是选择。香港古惑仔电影《飞砂风中转》中，郑伊健扮演的古惑仔在监狱里看了弗里德曼（港译佛利民）的《选择的自由》，出狱之后不当黑社会老大要去上大学，跟他妈说“我有得选择，你们都有得选择”。猫腻在网络小说《将夜》中，也借夫子之口说，“自由就是选择的权利”。

我们很容易忽视选择的重要性。比如，我们会认为，只要上班都是被剥削，不管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管是给政府打工还是给老板打工，都一样。其实不然，计划经济你只有一个老板，就是国家，市场经济你有无数个老板，你有得选择，这是巨大的区别。比如说，你门口只有一家供销社，和现在有许多的超市便利店路边摊农贸市场，是一回事吗？政治上同样如此，有得选择和没得选择，就是最重要的区别。而自由就在其中。

要警惕那种混为一谈的思维，经常打着“没有本质区别”的说辞，让我们忽视了有得选和没得选，选择多和选择少。这种大手一挥的姿态看似睿智，实则愚蠢至极。选择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本质区别”。

还要警惕对资本家的仇恨心理。为什么老板应该高收益？因为高风险。我从94年参加工作到现在，几乎没有恨过资本家，我之前写那篇回忆工厂生涯的文章结尾写过，“在我看来，中国的老板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在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一个仇视资本家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过去一两年打压资本的恶果已经暴露得很明显了，包括我们在内，都是直接的受害者。

这里还可以谈一个经济学概念：委托代理困境。这是经济活动中的大难题，很多机制设计都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公有制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它默认人都是极度自律并大公无私的。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因为管理人员不需要向产权所有者负责，甚至没有具体的产权所有者（人人有份就是人人都没份）。相反，私企老板则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委托代理，没有人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亏钱了也是他个人负责。

为什么说不要相信自己的情绪本能以及朴素认知？因为从农业社会迈入现代社会，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运行机制都太复杂了。对于媒体人来说，如果只靠朴素认知，犯错的概率就很高，也走不远。

6、伯林与一元论

关于“积极民主”和“消极民主”就不谈了，谈谈伯林的一元论和多元论。正如刘擎在书中总结的，伯林揭示了价值的“不可共度性”，比如真善美，我们都知道是不同的价值观，不一定保持一致（比如纳粹美学，美则美矣，但不善），而且没法换算——1份善等于多少美多少真？所以价值冲突是常态，权衡利弊得失是常态，陷入两难境地是常态。

这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说，一个启发就是什么都要懂一点：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史学、社会学……多多益善。你武器库中的武器越多，你就越不容易陷入偏执。媒体人最好做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我们只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去找什么样的专家就好了。

也许是我的偏见，在一个领域研究越深，就越容易倾向于用一套理论解释一切。比如“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我看来，最后对“成本”“效应”的概念的外延已经到丧失其本意的地步了。而中国的经济学爱好者“铅笔社”，则完全忽视了政治对社会的影响。

更近的一个例子也许是女权。女权视角很重要，而且从切身的体会进入某种理论是最好的切入方式。但如果看任何事情都只有这么一个视角，就会忽略其他视角，最后可能变得越来越自信，也就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党同伐异。有句话叫“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要真正理解这句话，背后就是伯林揭示的多元论背后的两难困境。

从韦伯、波普尔、哈耶克到伯林，如果要找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在告诉我们：人类是非常容易犯错的一种动物，所以最重要的是能纠错——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制度设计的目的都不是要追求完美，而是错了能改。这是一种非常低调的观念，它不会让我们亢奋，但能让我们离悲剧远一点点。

多读书，少犯错，与诸位共勉。